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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10年9月1日，赵某进入某用人单位从事厨师工作。但用人单位未与赵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未办理相应的养老保险。2012年1月18日，赵某辞职。2012年2月16日，赵某就两倍工资、经济补偿金问题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作出仲裁裁决书，就两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两笔款项作出仲裁裁决。2012年5月25日，用人单位不服二倍工资的裁决结果，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不支付赵某的两倍工资。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仲裁裁决中的经济补偿金事项，在用人单位未提异议的前提下，是否仍应纳入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经济补偿金事项一并纳入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理由依据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的老的那个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方面发生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

　　这种观点认为，两倍工资为非终局裁决事项，经济补偿金为终局仲裁事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包含了两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两笔款项，故该仲裁裁决符合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即便仅起诉要求不支付两倍工资，但经济补偿金这种终局裁决事项也因其他仲裁事项的起诉不产生法律效力，故法院审理时也应将该终局裁决事项一并纳入审理程序，至少须在庭审过程中进行释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补偿金作为终局裁决事项，本身就具备“一裁终局”的效力。终局裁决事项与非终局裁决事项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其生效的条件也各不相同。故，即便两种裁决事项同时出现在同一仲裁裁决上，也不能改变自身的生效路径。随着社会发展，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激增，区分终局裁决事项与非终局裁决事项的所体现的效率价值越发突凸显，故，终局裁决事项不因非终局裁决事项的起诉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内在的价值追求，人民法院审理非终局裁决事项时无须将终局裁决事项纳入。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14条不能仅从字面含义出发，应当从立法目的和保护劳动者的价值目标出发，通过系统解释的方法来理解和适用。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14条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应当理解为，当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时，如果当事人同时对两种仲裁裁决事项不服的情况下，应当全部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

　　此项规定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司法资源专业审查的作用。如果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仅涉及非终局裁决事项，那么起诉到法院，法院的审查无可厚非；如果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仅涉及终局裁决事项，那么法院自然会充分确保“一裁终局”的效力，仅对仲裁机构在作出该项仲裁裁决时是否存在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这也符合法律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问题上的效率原则；如果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同时涉及非终局性事项和终局裁决事项时，将该包含两种裁决事项的仲裁裁决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在必须审查非终局裁决事项的前提下，可以附带审查终局性事项实质内容，这是法律赋予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的特权，这也是此项规定存在的意义，即利用已经启动国家司法资源，对相关事项作附带审查，利用专业的法律平台，在合法的范围内减少仲裁裁决可能存在的错误。

　　本案中，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的仲裁裁决虽然包含了两倍工资、经济补偿金，即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但用人单位仅就二倍工资这一项非终局裁决事项不服并提起起诉，对经济补偿金这一终局裁决事项并无异议。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中并不存在将仲裁裁决全部事项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的前提和基础。

　　（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分别列明了终局性和非终局性这两种不同性质仲裁事项生效和救济途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中写明：“如不服本委关于二倍工资裁决，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即具有法律效力。关于经济补偿金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发出之日即具有法律效力。申请人对关于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仲裁裁决对每类裁决事项的生效和救济问题的分别列明，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明确告知当事人对不同种类的裁决事项应通过不同途径，如果对某类裁决事项不服，应该就该裁决事项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是二倍工资问题按照二倍工资要求起诉，是经济补偿金问题就按照经济补偿金要求起诉。这也间接赋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可就自己不服的裁决事项单独提起诉讼。如果按照中级法院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理解，那无论当事人就仲裁裁决起诉提出何种诉讼请求，都必须把仲裁裁决的所有裁决事项统统审理，那试问，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中对裁决事项时效时间和救济途径列明，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人民法院如果必须审理当事人并未诉请的诉讼请求，岂不是司法机关主动扩大审理范围，与司法权力“不告不理”的原则背道而驰。加之，本案用人单位只请求判决不支付二倍工资，在用人单位接受劳动者提出的经济补偿金请求，双方对经济补偿金这一终局性裁定也并无争议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足以让我们去打破终局裁决事项的“一裁终局”效力，而必须让它随同非终局性裁定一并纳入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呢？

　　综上，笔者认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理解和适用有着特定的适用空间，不能一概而论。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程序在司法实践已形成一种不准确的思维定式，即仲裁裁决一经起诉即不发生效力。在终局性与非终局性事项分别列明的今天，必须打破思维定式，用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去理解和适用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保险公司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系基于法定责任

胡波

　　案例：甲、乙因所驾机动车发生碰撞，均受伤住院治疗。经交警部门认定：甲负该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甲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向乙履行了11000元的交强险赔付①义务。甲请求乙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向其履行9000元的交强险赔付义务。丙以“甲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为由予以拒绝。丙是否负有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
　　一般观念（一般理性）认为：自己的行为造成自己的损失，应当由自己承担。甲对该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就应该自己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可要求丙或其他任何人、法人或组织承担。故，丙不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也支持上述观点，即，以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致害原因力大小划分侵权责任承担的份额。该次交通事故是甲的全部过错造成的，应当由其承担全部损失。
　　法律观点A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丙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即属于特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法律观点B认为：因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约定有“交强险”，当该类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当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不能以“第三人有过错”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故丙应当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

　　上述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是基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还是合同责任？
笔者认为：丙负有向甲履行交强险赔付的义务，既不是基于“过错责任”也不是基于“无过错责任”。虽然，基于“合同责任”的观点较为趋近于“交强险赔付义务”的实质，但是，根本上是基于“法定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保险公司不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或“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当事人，因为其既不是“加害人”，也不是“受害人”，因为法律规定其负有“赔偿”义务，所以才加入到前述两类纠纷中来，其仅为“法定的第三人”；
　　其二，保险公司作为“法定的第三人”，其对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既未实施“积极的行为”，也未实施“消极的行为”，既无“过错”也非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故而遑论“过错与否”；
　　其三，如果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付义务系基于“保险合同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缔结“交强险”不是基于“自愿”，而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不具备合同有效的要素之“自愿”，所有的“交强险”均为“无效的民事合同”；
　　其四，虽然“交强险”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订立，但其不具备“行政合同”的性质和特征，并非“行政合同”。
　　故，保险公司与交通事故受害人、加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不可归入“侵权法律关系”，也不可归入“合同法律关系”，其加入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或“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中并履行“交强险”赔付义务完全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其负有的“交强险”赔付义务系“法定责任”，唯一的免责事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第2款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作者简介】

胡波，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任职。

【注释】
①保险公司并非“道路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加害人，用“赔偿”一词，容易误导人们认为保险公司系该类纠纷的被告或共同被告，故本文使用“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