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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诉案件迟延报送现象分析


侯培栋 鲁统民



近年来，法院审理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案件超审限的原因以外，其中上诉案件卷宗上报周期过长，也是制约案件审理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诉案件卷宗超期上报，被当事人视为“新的程序不公”。
由于上诉案件卷宗报送程序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参与，缺乏应有的程序监督，这种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是：一方面，妨碍了当事人对上诉权的正当行使，侵害了当事人程序上的期待利益，致使当事人来回奔波于两级法院之间查询、催办，甚至开始托关系、找门路，给当事人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增加了讼累；另一方面，在实质上造成了隐性超审限的状况，案件流转的时间远远超过案件实际判决所需的时间。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主观上，既有负责此类文书送达的法官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意识，从而导致送达拖延的状况；也有少数案件当事人拖延诉讼，想方设法使送达的法官有意搁置或延长送达上诉状副本或答辩状副本时间的情形。客观上，当事人以提交上诉状佯装上诉为名，申请减缓免交上诉费，行拖延履行时间之实，或者恶意躲避送达，从而导致送达困难、甚至送达不到的情况发生。

第二，司法资源有限，目前，上诉案件的卷宗材料均由基层法院立案庭统一集中报送，改变了过去各审判庭自行报送或顺路捎带的无序状况，但同时也带来了耗费司法资源的新问题。除了市区的基层法院距离中级法院较近外，各个县基层法院均与中级法院距离较远，每周派专人专车报送为数不多的上诉案件卷宗材料，对部分路途偏远、办案经费困难的基层法院来说也是勉为其难。因此在实践中，常常出现几周报送一次卷宗的情况，形成超法定期限报送卷宗的后果。

第三，案件流转不畅。上诉状与原审案卷的分离造成对上诉期限审查的不当延长，而上诉状在原审法院内部的几经周转，使原审法院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５日内送达上诉状副本的规定，无法严格确定和执行。此外，案件卷宗经承办法官装订后，由基层法庭或民事审判庭向立案庭移交，由于没有统一明确的移交期限限定，亦大大增加了案件上报周转的期间，成为案件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三个方面是实践层面的原因，造成上诉案件卷宗报送迟延还有更深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上诉状、答辩状提交的期间以及卷宗报送期间既不属于一审程序，又不属于二审程序，使这一期间游离于诉讼程序的审查范围之外，由于迟延报送的程序违法行为，不属于一审法院在裁判案件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因此被排斥在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外，造成了一审法院对这一程序的漠视。即使一审法院迟延报送，二审法院亦不能以程序违法而对此作出相应的处理。

其次，审判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造成上诉案件卷宗迟延报送的原因。实践中，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立案日期是收到卷宗并编号的日期，而各级法院对审限的考核和跟踪，往往侧重于从立案之日起到结案之日止这一审理周期的考察上，对于上诉案件的报送期限，法律虽然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这一期限处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审限监督的空白区，使卷宗迟延报送现象普遍存在。

第三，现代司法理念的缺失。法院工作人员对程序正义理念的缺失和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淡漠，以及服务意识不强，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

为了有效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努力消除超出法定期限报送民事上诉案件现象，减少上诉案卷及上诉状在法院内部的周转环节，缩短民事上诉案件的上报周期，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切实树立司法为民的宗旨和程序正义的理念，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使案件的实体审判始终处于程序的有效控制之下，真正缩短上诉案件的审理周期，以程序公正促实体公正。

其次，有效整合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要提高基层法院办公设备的利用效率，在车辆、人员安排上优先考虑卷宗的报送需要。同时，条件允许的法院可以考虑上诉案件报送的电子化。

第三，要加强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审判流程管理机制，严格执行案件流转各环节的期限规定，将上报卷宗的期限纳入对一审法院的考核范围，最大限度地缩短案件的上诉周期。


(原载于2004年5月25日)

　　在社会多元化的调整机制中，法律与道德原本是两套相辅相成的规范体系，但当道德规范乏力并引发法律纠纷时，围绕两者的纠葛就变得错综复杂。近年来，在媒体带着良知冲动的捕捉下，一些道德个案反复被放大，司法对此类案件的介入不断成为焦点。尤其是在网络背景下，一些刺激公众道德神经的案件，激起众多网民满腔道德热血，于网络空间打造自己的正义江湖，混杂中难免充斥着真假莫辨、是非难分的乱象，给司法系统带来较大压力。

面对道德失范带来的纠纷，正式的法律制度显得那么笨拙，按照司法客观规律给出的裁判结果，常常距离公共舆论的期待十万八千里。实践中，法官或是恪守法律规则而与道德机制发生冲突，或是屈服道德压力而与法治戒律相违背，而公共舆论希冀的法律与道德“双赢”的结果，有时在个别案件中会得到耦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司法的结果很难满足公众的道德期许，便召来质疑声声，道德与司法公信力出现双重损耗。

在我看来，司法介入道德案件，一开始就容易陷入真相难以还原的困局。法官断案，虽然讲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此“事实”非彼“事实”，它不能像电影回放那样去重新再现，而只能立足现有证据予以合理推定。也就是说，司法所认定的事实向来只是建立在证据链上的法律事实，而非公众期待的客观事实。这便存在两种假定可能:一是司法基于证据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判决结果自然不存争议;但道德案件更多的属于另一种情形，司法机关很难掌握到全部的事实证据，此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优势作出裁判，一旦与之前公共舆论占据的道德制高点相违背，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化解道德案件中的道德与法律冲突，司法尤其需要按逻辑出牌，既不能受到道德压力而失去客观中立立场，又不能面对质疑而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确判断、合理认定证据材料，严格依照证据的证明力标准进行法律推断，理性分析道德案件的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公平划分法律责任;与此同时，还要勇于向社会展示判决的推理逻辑，让公平正义得到清晰的展现。

遗憾的是，不谙法律内理的普通民众，总喜欢“以结果论英雄”，在见识了身边诸多的道德缺失现象后，期待着法律能够辅助道德“一臂之力”。例如，当我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小偷被追死亡”的关键词时，不断弹出的案例和网络评论足以说明，法律在面对道德伸张时更多的是尴尬。这些案例中，追赶者有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的，有被判有罪但免予处罚的，也有被判故意杀人罪的，当然也有被判无罪的。但大凡只要是定了罪的，舆论传播和网络评论中总少不了“见义勇为难道有错吗”之类的质疑，至于案件报道中所并未呈现出的客观事实，以及被司法消极性所自持的法律事实，道德评判主体则很少关注到，于是留下了一个关于生命权利与见义勇为的道德与法理的无止辨析。

那么，讨论这样的辩题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无论是历史上的引儒入法，还是现实中的情法并举，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偏执于一方。只是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赖以存系的根本是捍卫法律的尊严，而不在于拯救道德的滑落。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关注道德案件的焦点就不再首先是司法结果是否合乎道德期待，而应是法官的判决是否合乎法律逻辑。

在更多时候，法官的判断是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推理基础上。每个案件都如同是一片“绿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将“脉络”不同的案件都贴上“见义勇为”这样的格式化标签，忽略案件背后的种种差异，而单纯追求道德的伸张，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既辅助不了道德，还破坏了法律的原则。而如何将个案中的推理“脉络”展现出来，乃是一门很重要的司法学问，其中的先决条件，便是必要的司法公开，当判决受到朴素正义感的公众质疑时，拿出证据链条展示判决的严密逻辑，就成为化解误读与隔膜的关键。

当然，在理解公众道德焦虑的同时，也要求公众形成理性的司法观。我们不能因为案件结果合乎最后的事实而欢呼雀跃，也不能以事后真相的发掘而否认当初司法的正当。任何一起案件的裁判，只能立足于当时的证据基础，即便这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所在。大众舆论对司法的评判，不应以“事后诸葛”的心态去否定司法正当，要知道，法治的理性并不是仰仗司法去还原真相，而是强调司法按逻辑规则出牌。在纠结着道德与法律的道路上，借助道德案件理清法治的律条，于传统观念中生长出理性思维，也是一种难得的法治教化。这样，我们才能在法治的道路上找到道德与法律的理性交汇点，最终步入理性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