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蔬菜质量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71号
哈尔滨市蔬菜质量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哈尔滨市蔬菜质量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7年8月22日市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张效廉
二00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条 为加强蔬菜质量安全的管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蔬菜质量安全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农民种植蔬菜用于自食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蔬菜质量安全，是指蔬菜在种植、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中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及其它国家标准。
第四条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蔬菜质量安全的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办法。
区、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蔬菜质量安全的管理工作。
商务、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环境保护、工商、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作好蔬菜质量安全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蔬菜生产基地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达到蔬菜产地环境技术条件要求的，不得作为蔬菜生产基地。
第六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进蔬菜质量安全的标准化生产，鼓励和推广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基地的建设。
第七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推广蔬菜生产新技术、新材料、新品种，对蔬菜种植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蔬菜种植人员的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和检测水平。
第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管理和指导，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制度。
第九条 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过标准的区域种植蔬菜；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水灌溉菜田。
第十条 禁止向蔬菜产区及其周边地区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放射性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以及不符合标准的废水、废气、烟尘、粉尘，或者倾倒、填埋固体废物。
第十一条 种植蔬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化工产品，防止对蔬菜产地造成污染。
第十二条 种植蔬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农药安全使用准则施用农药，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高毒和高残留农药。
施用过农药的蔬菜不得在安全间隔期内采收上市。
第十三条 种植蔬菜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蔬菜种植生产纪录，如实记载下列事项：
（一）使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二）蔬菜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
（三）蔬菜采收日期。
蔬菜种植生产记录应当保存二年。禁止伪造蔬菜种植生产记录。
鼓励其他蔬菜生产者按照本条一、二款规定建立蔬菜种植生产记录。
第十四条 经销蔬菜实行市场准入制度。进入我市市场销售的蔬菜，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蔬菜，不得销售：
（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
（二）农药的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三）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四）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
（五）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第十五条 蔬菜进入本市市场销售，应当出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出具的产地证明和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或者行业规定的质量安全标准的蔬菜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报告单（以下简称产地证明和检验检测合格报告单）。
获得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认证的，可持蔬菜产品认证复印件或者专用标识免检进入本市市场。
第十六条 禁止伪造、冒用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的产品认证复印件或者专用标识。
第十七条 对不能出具产地证明和检验检测合格报告单的或者未取得相关认证的蔬菜，实行入市现场登记检测，经有资质的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现场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市场销售，经检测不合格的蔬菜，不得在本市市场销售。
进行入市现场登记检测，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收取检测费用。
第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蔬菜质量安全现场监测工作的组织和监督，禁止不合格蔬菜进入本市市场销售。
第十九条 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应当如实出具检测结果，不得伪造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结果。
第二十条 经销蔬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购销台帐制度，如实记录每种蔬菜的生产者、品名、进货时间、产地来源、质量等级、数量等内容；从事蔬菜批发业务的，还应当如实记录销售的对象、联系方式、时间、数量等内容。购销台帐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蔬菜销售者在购进蔬菜时应当索要蔬菜质量合格证明，在销售时应当向蔬菜购买者出示有关蔬菜质量的证明。
第二十一条 蔬菜批发市场和超市应当配置检测设施，建立检测室（点），配备专业检测人员，建立健全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制。
有条件的农贸市场应当按照本条前款规定建立健全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制。
有资质的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应当加强对相关单位的检测室（点）的业务监督、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
第二十二条 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和已建立检测室（点）的农贸市场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有资质的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场销售的蔬菜进行农药、硝酸盐、重金属等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检测，并在规定时间内做出检测报告；发现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销售者拒绝接受检测的，不得进入市场销售蔬菜。
第二十三条 未建立检测室（点）的农贸市场、经营蔬菜的副食品商店及个体经营者等，应当配备简易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器，对市场内经销的蔬菜进行质量安全检测，记录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情况；经检验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四条 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立蔬菜质量安全公示牌，每天将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结果进行集中公示。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专销区内的摊位、柜台上方应当设立公示牌，标明每种蔬菜的产地、采收日期、质量等级等内容。
第二十五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障蔬菜质量安全的要求，制订并组织实施蔬菜质量安全检测计划，定期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蔬菜进行监督抽查。
监督抽查检测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人收取费用，抽取的样品不得超过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数量。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已经抽查的蔬菜，下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重复抽查。
市、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有关蔬菜质量安全状况的信息。
第二十六条 蔬菜生产者、经销者对监督抽查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组织实施蔬菜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检。
对采用快速检测方法进行蔬菜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时起4小时之内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因检测结果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不合格蔬菜实行产区品种退市制度。同一产地、同一产品连续3次抽检不合格的，其产区的相应品种6个月内禁止进入我市市场销售，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第二十八条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蔬菜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发生蔬菜质量安全事故时，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措施，并报告有关部门；发生重大蔬菜质量安全事故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食品药品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对蔬菜质量安全管理实行社会监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聘请义务社会监督员，对本市蔬菜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设立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专项资金，用于建立相关检测室（点），建立健全蔬菜质量安全检测体系，保证蔬菜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正常运行。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向蔬菜产区及其周边地区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放射性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以及不符合标准的废水、废气、烟尘、粉尘，或者倾倒、填埋固体废物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蔬菜生产种植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蔬菜种植生产纪录的，或者伪造蔬菜种植生产纪录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责令停止销售，对被污染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三）蔬菜生产种植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蔬菜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责令其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蔬菜，对违法销售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四）蔬菜生产种植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蔬菜中农药的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责令其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蔬菜，对违法销售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五）蔬菜生产种植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蔬菜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者有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情形的，责令其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蔬菜，对违法销售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六）伪造、冒用蔬菜专用标识的，责令改正，收缴其假冒标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七）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检测资格；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出具检测结果不实，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损害的，并撤销其检测资格；
（八）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和农贸市场未对进场销售的蔬菜进行检测或者发现不符合蔬菜质量安全标准的蔬菜未要求销售者停止销售，或者未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未按照规定使用农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农药安全使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经销蔬菜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蔬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责令其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蔬菜，对违法销售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二）农药的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责令其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蔬菜，对违法销售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三）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者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责令其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蔬菜，对违法销售的蔬菜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四）未建立购销台帐制度的，责令停止销售；未按照规定出示蔬菜质量证明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从事蔬菜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蔬菜质量安全管理职责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析人民法院国内民事案件送达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向翔）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作为为国家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法制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显得尤为艰巨。为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是当前法院审判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方面。
人民法院受理的大量民事案件都是自然人，很多当事人的居住、工作环境复杂，有的甚至居无定所、无职无业，流动性很大，而且当事人的法律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配合法院工作，给法院送达法律文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民事案件也由于其住所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皮包公司”、“名存实亡”等原因造成送达难等问题。如何解决人民法院受理的国内民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剖析，谈一点改革上的建议。
一、立法上的障碍和司法实践上的偏差与困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民事送达分为以下几种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一）直接送达
《民诉法》第七十八、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81、82、83、84条规定了直接送达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由于现行的《民诉法》是在我国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从其当时的立法思想上来讲，立法者认为人民群众的住所很稳定，具有一种“安居”的想法。但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因为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需要，造成人口社会流动性日益趋大，并且跨省、跨地区的流动，可以说是原立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反而违背了立法本意。
对于当事人签收的尚可，而对于当事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民诉法》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必须要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有义务必须见证。这体现了立法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而且对不配合的当事人仅能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制裁力度远远不够。当时的立法本意是认为当事人及其他人员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支持与配合，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却经常遇到被送达人拒收的情况，由于其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人而不愿意到场见证，即使到场了也不愿见证。
遇到有的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明明他是被送达人本人或者是被送达单位负责人却不承认，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现实工作中被送达人往往拒绝送达，恶意逃避送达等现象的产生。面对以上妨害诉讼的违法行为，法院却无可奈何，也没有较为严厉的惩戒手段，从而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难度。使法院送达费时费力且见不到成效，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使审判工作步履维坚。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在被送达人拒绝签收，被邀请的人不愿见证的情况下，送达人可以注明情况进行留置送达。但是这仅仅只是在简易程序中适用，而没有规定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适用。这是立法上给人民法院的送达、审判工作造成的困难。
在法院审判改革过程中，为有效提高送达效率，各地法院均通知被送达人到法院来领取法律文书，这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理解和做法上的偏差。
被送达人为自然人的，该当事人因故不能亲自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口头委托其他成年人来领取，不能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来人又能提供二者的身份证原件或同住家属的户口本原件，是否可以按《民诉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送达给该成年人。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参照适用该规定送达给来人；另一种则认为无法辨别来人与被送达人的关系，且该规定只适用于法院送达人员到被送达人住处去送达的情况，不能送达给来人。
被送达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因故不能亲自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而叫其工作人员来领取，来人能出示其单位工作证，但不能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的，是否可以按《民诉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送达。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具有单位工作证明便可参照适用该规定送达给来人；另一种则认为无法证明该工作证明的有效性和是否实际委托，必须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否则不能送达给来人。
被送达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代收人均因故不能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由诉讼代理人、代收人签字书面转委托给第三人领取，但被送达人并未在转委托书上签字或盖章的，是否可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之规定送达。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另一种则认为转委托须得到原委托人（即被送达人）的同意，其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且此类转委托效力待定，具有不稳定性，不利于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三人须出具被送达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能送达给第三人。
被送达人及其代理律师因故不能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代理律师委托其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工作人员，且持有该律师签名并律师事务所盖章的委托书或介绍信，但被送达人未签名或盖章的，是否可以送达。一种意见认为代理人是由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而指派的，也可以就代收法律文书事项指派其他人，应可以送达；另一种认为属于转委托，必须持有被送达人授权的委托书才为有效送达。
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对以上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对如何是有效送达也有不同的理解，容易造成对法院的对抗情绪，导致投诉的增加，影响法院审判执行工作。
（二）委托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条、《民诉法意见》第86条规定了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送达。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在本辖区的当事人，受案法院是委托其住所地法院进行送达。但受托法院往往由于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搞地方保护主义，而没有及时送达，甚至故意不去送达，造成了委托法院送达不能。而委托送达又计算审限，由于“委而不送、送而不达”造成案件超过审限，影响了正常的结案工作。
还有，二审法院在委托下级法院送达终审裁判文书时，往往由于一审法院因发回重审或改判而怠于送达，造成当事人申请执行困难，甚至已过申请执行期限不能申请执行，从而导致当事人投诉法院，使法院工作陷入被动的困境。
虽然《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第五十九条规定了案件承办人为谋私利拖延办案或过失拖延办案承担责任的情况，但该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适用送达，而且是须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给予纪律处分。由于对委托送达没有专门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易使担负送达任务的法院工作人员消极送达，人为地使阻碍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执行工作。
（三）转交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期限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了适用的特例对象为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以其送达回证签收的日期为准。
笔者认为对于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其单位具有特定性和稳定性，法院向其送达以送达到单位签收即可。立法应当对其给予充分的认可，这些单位都属于国家机关，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没有必要以当事人的签收为准。目前立法的规定完全没有必要，也体现了立法对其所在的部队、看守所、监狱、劳教所这些国家机关送达转递工作的不信任。对在军队的当事人必须要经过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转交给团以下机关和团以上单位的其他机关还不合法。笔者认为有种立法歧视在里面，不利于我国立法的发展。同时也在实际操作中增多了送达转递的环节，延长了时间，而且转交送达算入审限内，不便于人民法院尽快结案，人为地给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增加了困难。
（四）邮寄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条、《民诉法意见》第85条规定了邮寄送达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由于邮政事业具有国家垄断性，邮政管理局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速递公司不能办理邮递业务。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只能到邮政局去办理邮寄业务。据笔者了解，邮政局现处于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的转型阶段，由国家行政机关向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发展。由于垄断性和利益驱动，挂号业务的利润不足以使邮局在其工作中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加之人力、物资缺乏，邮寄周转环节过多的缘故，从而造成回执时间很长。在实际工作中，邮局往往没有把回执主动送回给法院。在审判业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可能做到每次邮寄法律文书都到邮局去跟踪索要邮件回执，也不符合加快法院工作步伐的改革要求。若要想得到高效的邮递服务就必须采用邮局的“特快专递”业务，这项业务具有快速性和直达性的特点 ，能提高了法院有效送达的质量，但诉讼成本非常之高。采用“特快专递”送达法律文书，根据邮局目前的收费标准，在其基本收费标准500克以下、周边地区就须人民币20元整。这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尚可承受，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而无法做到，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具体的送达任务是由邮递员去完成，而法律没有明确邮局送达的法律地位，也没有规定邮递员在遇到当事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时可否适用留置送达，邮递员只好退回给法院，造成送达不能。当被送达人不在送达地址时，邮递员交由其他人代收，法律文书是否由当事人实际收到，其送达的法律效力是否产生受到质疑。若代收人及时转交尚可；若代收人没有及时转交，当事人已过举证或上诉、申请执行期限才收到，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就丧失了该项权利，立法上就没有体现到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若代收人根本就没有转交，法院却毫不知情，只好一直等待，有的法院在等待后仍无音讯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后来当事人出现了，案件往往被二审法院以违反诉讼程序发回重审。
虽然《简易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但是该项规定也只是适用于简易程序，并未明确指明可以适用于普通程序，在立法上阻碍了司法实践工作。
（五）公告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四条、《民诉法意见》第88条对适用公告送达进行了简单的规定，明确了公告送达为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穷尽以上送达手段而不能才采取的最后一种送达方式。对于何为“下落不明”，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由于对其没有时间和具体操作上的规定，令法院无法判断，无法适用。在审判执行实践中，往往一些恶意逃避送达阻碍诉讼的当事人“下落不明”后，又突然出现，并以“没有下落不明”投诉法院，使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陷入被动。
国内民事案件当事人公告的时间为6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还要指定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计算起来公告送达需90日以上。若要穷尽以上送达手段再采取公告送达，就使结案遥遥无期，虽然公告送达不计算审限，但却延长了审理执行案件的时间。往往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很多法院还没有穷尽送达手段就进行了公告送达，造成了当事人的投诉。
二、规范送达的对策及建议
由于经济、生活、法制环境的改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送达的规定已不能适应法院日益繁重的审判执行工作的需要。一些过于原则化、限制性太多、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亟待修改。这也是造成送达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笔者认为，我国关于送达的立法可以因地制宜的借鉴外国法院的司法送达制度。日本《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邮政或执行官进行。在由邮政送达的情况下，以从事邮政业务的人为实施送达的公务员。第103条规定：送达应在被送达人的住所、居所、营业所或事务所进行。德国、法国等国家还规定了随时送达制度，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看见被送达人，就可以向其送达。美国的民事送达程序建立了“原告负责向被告送达”的制度，以原告义务的形式促使向被告送达任务的完成，这是美国与我国在民事送达方式上最重大的区别。在120天的规定送达期内，原告可委托任何超过18岁的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美国公民来实施送达任务，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其他法律文书，并向被告发出《诉讼通知书和放弃送达请求书》，因为被告须承担原告因为合理送达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若原告送达不到，就须承担因送达不能而产生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美国民事送达程序中，还有一个“适龄适智”的原则，即为被送达人暂时不在住所时，送达人将法律文书留置在该住所的，该住所地居住的具有成年、正常智力的人签收同样为有效送达。我国由于法律渊源、人文环境及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当然不能生搬硬套，可以适当的对现行的立法进行改善，以达到我国民事案件高效送达的目的。
（一）在直接送达方面
立法规定直接送达可以采用“随时送达”制度，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法院送达人遭遇被送达人便可以向其送达法律文书，被送达人有义务签收，如果拒不签收可以现场留置送达，皆为有效送达。对于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的行为由立法授权，可采取较为强硬的妨害民事诉讼的司法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在送达意义上强化送达目的，即重点是让被送达人知道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并告知被送达人其不依照法律文书内容实施的法律后果。
取消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的规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联合制定一套关于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如何协助法院送达工作的规定，强化其义务性并明确其法律责任。在规定中明确法院可要求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代收，其代收后必须于七日内转交给被送达人，立法授权代收的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享有留置转交权，不论被送达人是否收取，只要实施了法律文书实际转交的行为即可。基层组织、所在单位须于转交完毕三日内向法院出具已实际送达的证明，若不转交或拖延不转交或转交了拒不出具转交证明，由立法授权法院可对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及直接责任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以保证法院工作的严肃性和送达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