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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调解作为解决民事诉讼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已经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国外民事调解制度,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是纠纷进入法院程序后的非裁决解决途径，它与审判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解决纠纷的司法职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而民事调解具有的快捷、简便、成本较低等特性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也得到了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充分认可。具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于调解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之调解监督机制的相对弱化，使得调解书中有时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情况，如何对调解书中涉及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加以界定，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和完善民事调解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及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1、国家利益的内涵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笔者认为国家利益的认证规则是由政治过程的原则提供的,即政治过程具有独立的规范伦理,并具有民主程序。换句话说,国家利益最确切的含义在于它是国家偏好的真实表达。在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时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其一,用“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作为“利益”的上位概念。首先,“利益”具有客观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利益”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需求,而是被人们主观需求认定的客观对象。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但是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次,“利益”包罗万象,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或者潜在的。总之,国家需求所认定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内。其二,遵循“精简”的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它的外延范围很广，包括的内容很多，因而它的内涵应当“小”而准确,它的定义应当尽可能地简明扼要。
　　综上所述,国家利益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所规定的客观因素的综合。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政府、阶级、集团;第二,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第三,国家“轻视”绝对利益,注重相对利益,即保 持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或权力差距;第四,国家利益是有物质内容的,是某种特 定客观实在的综合。　　
　　2、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合同法》第52条第1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应当确认无效；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亦应确认无效。上述两项规定中，均涉及到是否损害国家利益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在当事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时，如果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则该合同仅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而不是认定为无效合同，即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对此种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需要准确的界定。在纠纷合同中当事人损害国家利益和调解书中损害国家利益应该是共通的，因为二者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合意，都属于契约。
　　国家利益肯定是通过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政府的政策所确定下来的，并非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无端占有、使用、处分国家财产、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调解书中一旦出现以上情况，就是违反了国家利益。确认国家利益，需要经过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但切忌让行政机关取得决定何为国家利益的权力，因为行政机关只能依据立法机关体现在法律中的决定或者裁判机关做出的有效裁决去行使职权，以维护或实现国家利益。当然公民更没有这种权力，否则，国家利益的标准会有因为政府或者个人的需要而被随意调整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在社会各领域具体标准可以具体表现为：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则是指与整个国民经济秩序有关的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如果说纠纷合同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在调解书中与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了，这个调解书应当是绝对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政治利益利益，则是指如果说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调解书，一方当事人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以及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而违反了国家整体上的政治利益的需要，则该调解书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则是指如一方当事人采取欺诈或者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即技术本身的引进或者引出，损害了我国的战略安全利益，那么此种合同或者调解书也应当被确认为无效。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1、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更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该利益的维护将有利于公众的生活、产生、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习，给公众带来不便等等。
　　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它与国家利益不完全相同，国家利益主要是国家作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社会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在这一概念中包括有关公共道德的内容。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外也常常称为公共政策，它和私人的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在我国，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两个方面。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调解书中当事人的利益，如果订立调解书直接损害的是某个具体的当事人的利益的，则应当援引其他的法律规定来撤销或者宣告调解书无效。
　　在社会公共利益中，公共秩序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生活秩序，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与生活秩序的行为往往也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只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对所有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作出穷尽性的规定，所以以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作为补充。而社会公德，也被称为善良风俗，它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同、遵循的道德准则。通常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调解书中并不是任何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都是无效的行为，只有那些内容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调解书，才能被确认为无效。
　　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毕竟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二者的内容还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社会公共秩序是一种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对立物，公共秩序不同于“公法”，虽然公法（宪法以及行政法等）是公共秩序的重要渊淅，但是公共秩序的许多规则也来源于私法，公共秩序的本质在于反映和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人所组成的社会，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组成社会，秩序得以制止任意暴力对社会的破坏，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有保障，可以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秩序也为合作提供了可能，以对付自然力和其他袭击，以利于生存。所以社会公共秩序必然成为法律保护的重点，不允许进行破坏。实践中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危害，一般表现为：
　　违反社会政治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政治公共秩序有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的基本结构，使其不受合同当事人个人意志的侵犯，所以政治公共秩序的实持是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个人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群体，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国的政治公共秩序对一国的政治繁荣与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各国无不对政治公共秩序进行大量的立法以进行充分的保护，对这些法律规定的违反，显然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从而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相关调解书也可以认定无效。
　　违反社会经济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经济公共秩序，是一种与传统的公共秩序完全不同的“新的”公共秩序，其特点在于有关此类公共秩序的强制性规范的目的，是对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或者服务的交换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或者是为了使双方的交换关系更为平等，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从方法上看，这种干预不仅表现为禁止当事人订立某些合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律关系常常直接予以支配，即通过颁布具体的实体法律，直接地规定某些合同的法律效果。所以，商法上的经济公共秩序，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由于契约自由不能保证合同结果的公正，不能避免人对人的剥削；由二双方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能够自发地达到公平，必须保护弱者、抑制强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由于契约自由再也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的需要，无法总是保证社会经济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这种限制的标志就是经济公共秩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否定。与政治公共秩序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国家保护经济公共秩序的规范主要积极的，而不象保护政治公共秩序那样大量地采用命令性的规范；政治公共秩序作为既定原则和社会制度的保护工具，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保守性，而经济公共秩序则易于变革或者创新，使法律成为更为有效的工具，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笔者简述了在调解书中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内涵以及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只有将二者和民事当事人个人利益明确的区分开来，检察机关才能对民事调解书中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更加有力的约束民事调解双方的过度随意性，才能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因为公民个人的需要而遭到践踏。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针对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导致多人伤亡的刑事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往往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侦查起诉，甚至定罪量刑。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具体分析如下，以共同探讨。
　　一、对“其他危险方法”应当采取缩限解释。
　　对“其他危险方法”的解释和认定不能随意无限制地扩大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字面之含义，将具备一定“危险性”，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的任何行为方式，均界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险方法”，这样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确定性原则。而是应当采取体系解释和限制解释，将“其他危险方法”解读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即该种危险方法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或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毁损。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先无法确定，事后难以控制。
　　因此，虽然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行为均一一罗列出来，从而采用“其他”等词语进行概括性规定，避免挂一漏万，但我们也不能将“其他危险方法”做任意泛化、扩大化认定。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口袋犯罪适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二、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比不具有危险相当性。
　　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实施特性和后果不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特性在于能够一次性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的广泛杀伤力和严重破坏性。而持刀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连续捅刺他人，虽然也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比，危险性和破坏性则小得多，不具备危险相当性。
　　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的实施特性在于，该些行为一旦实施，其侵害或可能侵害的对象数量无法预先确定，其带来的损害后果已经脱离了行为人的控制能力范围。行为人单纯靠自身力量停止以上述危险行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无法消除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状态。以放火为例，行为人一旦实施放火行为，除非主动采取救火措施，否则一般情况下无法避免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通常情况下即便在事发后采取积极阻止举措，也无法挽回局面，沦入失控状态。
　　而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多人的行为则与上述危险行为有所不同。犯罪行为人所持之刀（凶器），在行凶过程中，始终处于行为人手臂控制之下，未脱离掉行为人的控制半径和能力范畴之外，这与行为人采取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所产生的火势、水流、爆炸力及毒害物流散之状态，就危害程度和可控水平方面而言，存在着本质的区分。行为人持刀伤人之对象范围与数量由行为人自身掌握，刺谁不刺谁均可由其自行定夺。行为人一旦在捅刺一名被害人或多名被害人后自行停止后续行凶行为，不需外界干预，就能有效阻却危害结果的继续发生，故我们说此种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不具有危险相当性。
　　三、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的行为，依据行为人具体犯意，可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
　　依据上文所述，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其行为虽然带有一定的危害公共安全属性，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比不具有危险相当性，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结合其具体的犯罪故意，可以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至于行为人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及财物损失，可以考虑进行为人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险性，依法从重、加重处罚。
　　最后，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犯罪行为都有可能涉及危害公共安全，但只有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才可能被归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应当合理确定规制范围，只有实施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危险性，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时，才能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 王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