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之忧——SARS下行政强制诸措施的展开
汤治
[内容提要]
在抗击SARS进程中，与我们关系紧密的行政强制行为已是行政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简要分析了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之后从这一状态下行政强制的程序瑕疵和边缘性问题出发，针对德国学者在行政强制学说中提出的“中道”理论表示现实的忧虑，并根据行政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对解决“中道”理论与现实差距提出了自己不成熟的一些观点（如紧急状态下行政强制行为一些准则及法律救济的补充途径）。
[关 键 词] 行政强制 必要性 程序瑕疵 中道 救济
一 当自由失去时
在刚刚结束的SARS疫情爆发严重时，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采取了若干强制性措施来应对这场突发性公共危机。来自北京市防控非典督查办公室的统计，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发布隔离公告时间，截至6月21日10时，18个区县累计隔离医学观察人数为30173人，其中集中隔离12131人，分散隔离18042人。累计解除隔离观察人数30048人，当日处于隔离观察人数125人。⑴ 留验观察、隔离治疗等抗SARS措施的频频采用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范围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企业自由问题，本文不做论述）。
可以看到“紧急状态”这一用语在这一事件中被学术界乃至传媒界大量反复引用。何谓“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上的描述也不尽一致，但大致上的内容是近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欧洲人权法院对“公共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的解释，即“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紧急状态有以下几个特征：必须是现实的或者是肯定要发生的；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阻止了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影响了人们的依法活动；必须采取特殊的对抗措施才能恢复秩序等。根据引起紧急状态的原因不同一般可以把紧急状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灾害引起的紧急状态；一类是由社会动乱引起的紧急状态。⑵ SARS的爆发显然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情况。那么上述种种行政强制行为就应该是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行为。
基于上文对“紧急状态”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为在SARS疫情下的若干行政行为是行政强制制度中的即时强制。即时强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遇有重大灾害或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国家、社会、集体或者公民利益的紧急状态下，依照法定职权直接采取的强制措施。⑶ 依即时强制的标的，留验观看、隔离治疗等强制措施属于对身人的强制，如《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的规定⑷ 。在本次事件中，各级行政主体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一个断然的行动，使得行政相对人认识到的就是限制或影响自身权益的诸多手段或措施，出现了很多抵制和阻碍的情况（从隔离区逃走、违反出行规定和办假证明）。这是我们不得不思索，抗SARS措施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人身自由属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⑸ 。《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即如需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施加限制，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⑹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思考。
二 行政强制合法性、正当性的若干思考
就抗SARS而言，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适用的是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因此，检测抗SARS措施的合法性，首先应该考察这些措施与《传染病防治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实施抗SARS措施的前提——法定传染病和疫区的宣布基于上述法律保留的要求，检测SARS疫情发生之后相关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备合法性就必须从该法中寻找基本的答案。⑺
有些学者对诸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表示质疑认为：运用这些措施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时，都必须存在一个前提要件：实施第24条措施的前提要件是相应的传染病必须属于法定传染病（事实要件）；实施第26条措施的前提要件是针对已经被宣布为疫区的地区（地域要件）。
但是，考察至今为止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今为止采取的措施，可以说，都缺乏上述两项前提要件，换而言之，各项措施在合法性要件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瑕疵。
显然可以看出上述对抗SARS措施合法性分析是以实定法为根据进行的。而目前SARS疫情中的很多情况则显然并非是可从既存的实定法中寻找到有效的对应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既存的实定法并不是能够全然预测到各种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正是实定法的局限性。SARS突如其来的发生，寻找其病原体的艰难过程以及至今尚未研究和生产出能有效治疗的药物等事实说明SARS本身与《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所列举的35种法定传染病不同，法律体系并未预设其发生之后可采取的有效措施。总而言之，至今支撑抗SARS措施的，尤其是其中涉及人身自由的措施的，并不是适用于平常状态的实定法体系，而是在紧急状态下的其他因素。因此，分析和评论抗SARS措施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仅仅以既存的实定法为唯一依据。
那么这些强制措施是否超越了“必要性”的范围呢？观察目前使抗SARS措施发生效力的各种因素，“必要性”的认识是关键——如果不采取现行的抗SARS措施则难以预防或遏制SARS的疫情发展。处于紧急状态的当前，是人们对采取抗SARS措施“必要性”的认识为这些措施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使其有效的作用得以维持。以下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抗SARS措施具有正当性。对照《传染病防治法》，目前以具有限制人身自由内容的第24条措施或第26条措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抗SARS措施在合法性方面均存在相当的瑕疵，但另一方面，事实上维系这些措施有效运作的则是基于“必要性”产生的正当性。“必要性”是应解决非常状态下问题之需要产生的。当“必要性”并不是构成某项措施形式方面的合法性要件时，其直接反映出的是社会对法律，对公共权力的实质要求。当前人们期待的是各级政府能够实质性地解决由SARS造成的公共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危机，真正承担公共卫生职责。因此“必要性”支撑的正当性也只有在这类非常状态之下，即当实定法无法或者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资源实质性地满足社会需要时才具有真正的法律意义。 ⑻
紧急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无论采取哪种措施，不能总在事实上的“必要性”中寻求和维系效力。SARS给人们的启发是应尽快建立能够在平常状态中充分预测和对应诸如公共健康和安全危机等问题的法律制度，从而使“必要性”成为采取法定措施的一项前提要件，而不是仅仅是事实上的，孤立于实定法体系之外的“赤裸裸”的客观存在。总之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在合法性中去整合“必要性”和正当性是目前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⑼
其实，我们讨论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行为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基于公共危机处理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制衡的考虑。有些学者这样描述：“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公共利益是公民个人权利的集合，但它又不等同于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的个人权利应溶于公共利益之中，但又有其个体性和独享性。”在突发的公共危机面前，在应对这样的公共危机过程中，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公共危机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优先性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从属性。第二，公共危机的突发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紧迫性和公民部分期待（预期）的权利实现的困难性。第三，公共危机的严重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强化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弱化。第四，公共危机处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手段多样性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多方受限性。第五，公共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和公民个人权利受限的必然性。第六，公共危机的暂时性，决定了公共利益特殊保护的暂时性和公民个人权利受限的暂时性。⑽ 总之，在法律制度中有效地处理“必要性”，将正当性转化为合法性，使合法性中蕴含正当性是今后法律制度建设的应有走向。当然，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如何构建本人限于水平，还无法展开。重复上文提过的观点——如何平衡满足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与法治国家对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人权的保障要求之间的制衡关系，寻找出二者之间的“中道”是这方面法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下节将着重论述，此处不赘述）。
三 “中道”之忧——行政强制的程序瑕疵及边缘
堪称“国考”的高考在不平常中刚刚走过，高考期间的SARS预防、检查、卫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其中一项规定却多多少少令人有点不理解，那就是被医院确诊为非典疑似病人的考生与确诊患了非典的考生一样，不得参加高考。⑾ 这种规定的公平性实在令人怀疑（实际可行性暂且不论）。事实上，抗SARS过程中的实习医生有功，考研未过线也可顺利升读研究生；人民大学更公开表示，对一线抗非人员的子女采取优先录取政策……对医护人员可以慷慨付出爱心，乃至惠及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对染病的非典疑似考生本人多一点关怀呢？非典疑似考生在高考关键时刻病倒并被隔离已属不幸，不许他们参加高考，岂不是打击更大？此外，为能够参加考试，疑似病例的考生会不会瞒报、不报自己的病情，那样岂不是对抗击SARS更加不利？ 这是行政强制的边缘问题，社会反应非常不一致，值得我们反思和讨论。
对控制SARS措施的法律程序问题事实上也值得讨论。控制SARS属于传染病防治范畴，应当依法进行。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于1989年9月1日开始实施，是控制“非典”的基本法律依据。卫生部是控制“非典”工作的主管部门，已以部门规章形式下发了一系列通知，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避免大众心理恐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卫生部在具体实施控制“非典”工作中，在法律程序问题上存在瑕疵。
2003年4月8日，卫生部发布《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卫疾控发[2003]84号），《通知》第三条规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有较强的传染性，其控制措施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款执行。”这就是控制SARS的强制治疗、强制隔离措施的法律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项 内容为，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控制措施）“对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和霍乱，不包括“非典”；同时，“非典”病人亦非艾滋病病人或肺炭疽病人。换言之，《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款不能直接适用于控制“非典”工作。因此，卫生部的《通知》属于与上位法（《传染病防治法》）相抵触的下位法，其法律效力存在严重问题。法律授权本身也是有程序限制的，《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得很明确，国务院增加甲类传染病病种的，需要公布。相当于立法机关对最高行政机关的立法授权，依法理，此种授权不能再行委托，否则国家职责最后必然由政府承担，而且国务院据此行使权力，其法定要件是公布。具体而言是依照《立法法》规定在国务院公报上发布。《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第五款为立法授权当无疑问，因为它明确了国务院在特定条件下修改或曰补充法律的权力。另外，隔离治疗、强制隔离治疗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依据《立法法》第八条第5项，只能制定法律。因此即使“将其看作是国务院依法所享有的行政职权”，授权卫生部行使也违背了立法法原则。
隔离治疗、强制隔离治疗目的的确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它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严重限制，理应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否则，今天是水灾，明日有地震，宪政何从谈起？因此，目前行政力量介入（甚至公安机关），对“非典”病人及“疑似”人员的强制治疗、强制隔离尚无法律依据。在“非典”蔓延的特殊时期，采用特殊手段控制传染病本无可厚非，但这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与依法行政问题不属同一层面。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才是社会最大的福祉。
那么控制SARS措施的法律程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部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发布公告，增加“非典”为甲类传染病。或者，卫生部另行发布公告，增加“非典”为乙类传染病，援用《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二）项——对除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以外的乙类、丙类传染病病人，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来组织实施控制“非典”工作。因为“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并未有立法限制，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参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采取控制措施。这样解决法律程序问题（上报或者另行公告）并未增加国家的人力、物力开支以及时间耗费，故这种程序应该予以采纳。
曾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Ernst Benda在他的理性、妥协的“中道”（Mittelweg）理论中支出在上述两者的紧张关系中，一方面，如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则当发生紧急状态事件时，能实际有效处理事态的规定会丧失功能；反之，如制作紧急体制已完全满足现实的要求，则会是法治国家和民主的保障陷入绝地，因此，为了建立有效且无害的制度，使上述（极端对立的）两条道路之间不形成冲突，就需要讲实际有效性和防止滥用权力中两种观点至于同样的地位加以考虑。⑿ 我认为，这次事件及其所延伸的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强制行为中存在着过多“过火”现象，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做到行政行为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完美统一，如何最大限度地在保障社会集体（公共）利益的同时，最小程度地侵犯公民的私权利？如何做到始终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平等？“中道”之忧由此展开。和同学做了比较充分的商讨和论证，觉得给予行政强制以原则上的指导（虽不能治本）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行政公权力的滥用。紧急状态下行政强制行为应遵循下属基本准则：
1.法定原则。行政强制必须有法律依据，且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实施。⒀ “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民意机关发挥作用。” 随着非典疫情的扩散，人大作为民意机关，应当充分发挥作用，这既有助于确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是体现人大权威性与实现法治原则的要求。首先，人大应当通过授权立法确认政府强制体检与隔离的权力。在疫情迅速扩散时，采取隔离与强制体检等措施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显属必要。但是，同样是隔离，是否经过立法机关授权，其正当性截然不同。目前，政府的限制性措施基本上完全出自行政自由裁量，“红头文件”满天飞，立法机关几乎置身事外。这些“红头文件”中，有些固然是出于健康与安全的考虑，有些则令人怀疑是借“非典”而滥用职权。这些既无益于人民身体健康，还危及其他基本权利，更会遭致国内外的普遍质疑。⒁ 在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和对财产权进行征用时，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根据。⒂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所规定的隔离仅仅针对患者，而且是“医疗隔离”，而防治非典所采取的措施则包括对“接触者”隔离、疫情居民区的“生活隔离”，以及其他场所的强制体检等。为了明确对上述自由与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有必要通过正式授权，确认隔离与检查的正当范围，防止有关部门滥用权力。
2.公平、公开原则。这体现在行政强制程序方面的规定。信息及时和公开，充分说明强制措施的法理依据和客观必要性，就有利于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迅速建立紧急状态下的法律秩序。
3.权衡裁量原则。在行使行政强制之前，行政机关应对必要性和利弊作出衡量，是行政机关作出要不要行使行政强制措施，作出此种或彼种措施的决定（这在隔离措施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4.适当比例原则。在应急状态下采用这一原则的时侯，合理的度和衡量标准也要符合紧急状态时期的形势和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正常状态下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可采用绝对等量的公式为标准，必须允许一定的公差度，以避免出现因为担心超过必要的界限而放弃应当履行的职责，从而造成更大危害后果的现象。⒃ 必须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不得超过合理的必要的限度，采取必要的方式，最小程度地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坚决抵制借紧急状态之名恣意行使行政权的现象。
5.适时执行原则。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紧迫后果要求政府部门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时必须要考虑形势的急迫性和应对措施的及时性。紧急状态下对于政府的决策和适用法律的力度都有特殊的要求。
6.救济原则。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强制措施容易给公民、法人（主要是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必须有法律途径予以救济。因此应当作出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行政强制而受到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以依法提出赔偿要求。⒄ 这一原则涉及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问题，本文下节将补充论述。
四 补论（权利救济）
“有权利必有救济。”本文所论述的诸强制行为必然需要适用法律救济。SARS下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包括预防性的、控制性的和治疗性的等等，特别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常用措施，如“隔离”。这些措施有的是纯医疗技术性的，但大多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无疑带有法律属性。虽然绝大多数人对这种强制措施是配合的，但是也出现了许多违背、阻碍的现象。此时是否可以适用法律救济及适用什么法律救济呢？一般观点认为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两法都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有权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但对于非常时期中的行政紧急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与对于一般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救济应该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实紧急状态下的强制措施的可诉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不是从静态的角度和一般意义上讲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而是从理论上和实务的、动态的角度分析，满足了什么条件的行政强制措施，可以达到法院受理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行政诉讼法》明确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并不表明任何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都具有可诉性。某一具体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具有可诉性，还取决于该行政强制措施是否达到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和成熟性，取决于它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关系。⒅
行政强制措施的独立性和成熟性，是指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立，而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关系则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影响或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⒆ 从一般意义上讲，具有独立性和成熟性，并影响或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具有可诉性。具体讲，需要区别不同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分别加以分析。就行政即时强制措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实实在在的处置相对人权益的断然行动，实施终了的行政即时强制措施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和成熟性，显然也同行政相对人有利害关系，因此它具有可诉性。⒇ 行政机关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以后，或因不存在违法行为，或因虽有违法行为，但不够实施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的条件，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再实施后续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随着需要强制的情形消失而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恢复相对人被限制的权利。但该行政强制措施确实曾经存在过了，也确实给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影响，甚至造成了损害。这时的行政强制措施无法依附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而存在，也没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可依附，而是一个直接影响相对人权益的独立、完整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也是独立和直接的，因而这种行政强制措施达到了法院受理的成熟性，当然具有可诉性，我认为本文所讨论的抗击SARS过程中的诸强制措施符合可诉性的实质要件，具有可诉性。除此之外，有些救济手段也值得采用：
（一）申请复议撤销强制措施。行政相对人有申辩和申请复议的机会，这是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本人觉得鉴于考虑行政管理的效率和司法的经济原则故应对申请复议的时间作适当限制。）
（二）合理的行政强制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各级）受理行政机关（各级）申请执行的其具体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出于紧急状态考虑迅速组成行政审判庭对这一具体行为进行合法性的审查，并就是否予以批准做出裁定。（21） （本人不成熟的观点认为法院应考虑如下事项：①是否缺乏事实根据；②是否违法；③是否有严重违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违宪行为；④是否必要。）
（三）金钱补救措施。行政相对人可以基于民事侵权和赔偿的通则对个人进行起诉要求金钱上的救济对政府进行起诉要求补救的最常见的理由是要求因违反法定义务或渎职的赔偿。（22）
行政强制是一个范围较宽广的概括性、包容性概念。这次SARS疫情，对于所有以法律为业的人都值得反思。它让我们看到了现存法律体系应对紧急状态的手足无措，看到了各不同法律性文件在相互衔接上的不严谨，更看到了法律对于社会生活调控作用的局限性。在此紧急情况SARS过后但是，在此过程中，同样存在很多借依法行政之名而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而且其行为多少带有某种运动的痕迹，而且遗留了很多的法律问题同样慎重对待和处理，事实上此次事件已成为法律职业者推动新一轮法制建设的契机。（23） 让我们这些法律人所欣喜的是，法律从以往的紧急状态中的不作为逐渐变得有所作为，尽管这个转变的程度仍然是有限的，但是毕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印发江门市国土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江门市国土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江府办［2005］68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12号）和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2004］128号），理顺我市国土资源管理体制，加强国土资源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经市政府批准，现将《江门市国土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印发。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江门市国土资源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印发广东省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2004］128号）、省编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方案〉的通知》（粤机编［2004］29号）精神，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是主管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测绘事业的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能调整
将局机关、分局及所属执法队伍和事业单位的土地、矿产、测绘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职能整合，统一交由市国土资源局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土地、矿产、测绘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本市有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承担查处辖区内的土地、矿产、测绘违法案件，以及有关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工作；负责本市国土资源管理的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有关工作。
（二）编制和实施国土规划、土地和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及测绘工作规划；参与报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核；指导和审核所属市、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三）监督检查所属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执法和土地、矿产资源规划执行情况；统筹协调国土整治活动；依法保护土地、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承办并组织调处土地权属纠纷。
（四）实施农地用途管制，指导基本农田保护；对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开发耕地进行指导监督，确保耕地面积占补平衡和动态平衡。
（五）制订地籍管理办法。组织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组织土地确权、城乡地籍、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
（六）对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交易和政府收购等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负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土地定级；负责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的制定、公布和实施；承担报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查、报批。
（七）负责矿产资源采矿权的登记审批发证和转让报批登记的管理；组织矿产资源调查，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管理；依法实施地质勘查行业管理，管理地质勘查成果；组织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
（八）组织监测、防治地质灾害和保护地质遗迹；管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和认定评价，监测、监督、防止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与污染，保护地质环境；认定地质遗迹保护区。
（九）制订测绘工作规划、计划；组织并管理基础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籍测绘和其他重大测绘项目；依法实施测绘行业管理，审查测绘单位资格，负责测绘任务登记；管理测绘成果质量和地图编制；管理大地测量控制系统，管理、审核、发布重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指导和监督测量标志的保护。
（十）承办市人民政府和省国土资源厅、省测绘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国土资源局设9个职能科（室）：
（一）办公室
负责综合协调局机关的日常工作，负责起草全局性的重要文件；负责会议组织、文电处理、秘书事务、机要保卫、调查研究、综合信息、国土综合统计、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
（二）组织人事科（挂纪检监察室牌子）
负责党务和干部业务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并指导直属单位的工青妇、思想政治工作；负责人事劳资、社会保险、计划生育工作；负责本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各市国土资源局的行政监察、纪检、审计工作。
（三）财务科
组织拟订有关财务管理办法，对直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财政拨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财务管理工作；负责编制和实施经费收支预算、决算有关工作；负责国家和省规定国土资源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他收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
（四）土地规划与耕地保护科
负责编制全市及区域性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导和审核所属市、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参与报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审查或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审核；组织实施市级土地总体规划；拟订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规定；负责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审核补充耕地方案，负责新增耕地验收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拟定保护措施，落实耕地保护，指导农地用途管制。
（五）土地利用管理科
负责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租赁、交易的审核和监督管理，审核建设项目用地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负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拟订地价政策，负责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的制定与公布；负责建设用地的报批，负责临时用地的审批，审核、发布建设用地信息。
（六）地籍管理科（挂江门市人民政府调处土地纠纷办公室牌子）
拟订地籍管理制度，负责调查、统计土地资源；组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动态监测、地籍权属调查、变更调查，对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负责调处土地权属纠纷。
（七）地质矿产管理科
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地质矿产资源调查，管理地质勘查成果；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地质勘查行业工作，参与或组织调处矿产资源勘查争议和纠纷；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网络，组织地质灾害、地下水和地质遗迹的动态监测、评价、预报；审核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机构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单位的资格，审核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组织协调地质灾害防治；负责认定地质遗迹保护区的有关工作。
编制和组织实施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规划，指导和审核县级矿产资源规划；承担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依法进行采矿登记审批发证，调处采矿争议和纠纷；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实施监督管理，组织矿山企业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情况年度检查，负责本行政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年报；承担普通建材的砂、石、粘土资源储量的评审认定；负责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的征收。
（八）测绘管理科
负责编制基础、地籍测绘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测绘技术规定的有关工作，监督执行国家测绘技术规范和质量管理规定；管理和组织实施全市大地测量控制系统和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管理测绘成果质量和地图编制出版的审核；审查公开出版和展示的地图，审核地名在地图上的标示；依法实施测绘行业管理，办理测绘任务登记，审查测绘单位资质，负责测绘纠纷仲裁；指导和监督测量标志保护。
（九）执法监察科（挂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牌子）
监督检查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测绘管理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负责对土地、矿产、测绘执法监督；负责本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负责国土资源听证和司法协助工作，办理土地、矿产、测绘信访案件；承担查处辖区内的土地、矿产、测绘违法案件，以及有关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工作；负责辖区内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违反土地、矿产、测绘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承办上级交办的土地、矿产、测绘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
三、派出机构
江门市国土资源局蓬江分局、江海分局（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牌子）、新会分局均为正科级，是江门市国土资源局的派出机构。新会分局内设办公室、土地规划与耕地保护股、土地利用管理股、地籍与测绘管理股、地质矿产管理股。市辖区国土资源管理所为国土资源分局的分支机构，为股级单位，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新会分局及其分支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的经费暂由新会区负责）。
蓬江、江海、新会分局主要职责：
依法做好辖区内的耕地保护；协助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征地手续；依法办理对农村村民使用宅基地的事项；对农村集体土地、农村村民宅基地以及对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集体企业用地进行登记和发证；协助区政府调处辖区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协助市国土资源局做好辖区内的土地变更调查；协助办理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案件；承办市国土资源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人员编制
市国土资源局机关行政编制26名，事业编制7名，执法专项编制待省编委重新核定并下达我市后再核定。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执法监察大队队长1名（副处级，兼任执法监察科科长），正副科长（主任）14名（含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2名，兼任执法监察科副科长），调研员或助理调研员1名，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7名。
蓬江分局事业编制6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副主任科员1名。蓬江分局管辖的环市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3名，其中所长1名。潮连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3名，其中所长1名。棠下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6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荷塘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杜阮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
江海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事业编制9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2名。江海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管辖的礼乐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3名，其中所长1名。外海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3名，其中所长1名。
新会分局行政编制18名、事业编制12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3名，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2名，正副股长10名。新会分局管辖的会城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9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双水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6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司前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6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罗坑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6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崖门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9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古井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沙堆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三江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睦洲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大鳌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大泽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5名，其中所长1名、副所长1名
。今古洲国土资源管理所事业编制3名，其中所长1名。
五、其他事项
实行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后，撤销原市土地监察大队、新会区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股和新会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原新会区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股的在职公务员，按照人随职能走的原则，可相应划转到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科（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原市土地监察大队及新会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现有在职执法人员要依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专门考试，择优录用。原围垦国土资源管理所原有工作人员相应划归崖门国土资源管理所，原圭峰国土资源管理所原有工作人员相应划归会城国土资源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