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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同一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同一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各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责任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或者依照特别规定多数责任人均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分为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先付责任、补充责任和并合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中，有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形态，是与竞合的侵权行为相对应的，由两个以上的主体对同一个民事主体负有法定义务，当他们实施的侵权行为侵害了该法律所特殊保护的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时，被侵权的民事主体就产生了两个以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分别针对负有不同法律义务的侵权人。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法律规定采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予以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凡是符合这样要求的侵权行为，都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损害造成的后果。例如《侵权责任法》第41条至第43条规定的产品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物权法》第20条规定的不动产登记错误登记机构与错误登记人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都是这种侵权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民法债法中的一种重要的债务形式，[1]在侵权责任法领域则叫做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2]不真正连带债务不履行的后果，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例如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人和保证人承担的债务形态，就是不真正连带债务，而非连带债务或者连带责任。侵权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同一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同一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各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责任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或者依照特别规定多数责任人均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

在上述对侵权连带责任概念的界定中，特别指出这段话:“或者依照特别规定多数责任人均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责任”。原本界定不真正连带责任概念只有前面的那些话就比较准确了，加上后面这段话，就是为了能够将其他类似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形态概括在一起，扩大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体系。

一、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一)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概念和效力

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侵权责任法》第41条至第42条规定的产品责任及其他类似的责任分担形态，是指多数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的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侵权共同责任形态。[3]

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是必要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必要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是指两个行为中的从行为(即间接侵权行为)与主行为(即直接侵权行为)竞合的方式，是从行为为主行为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从行为的实施，主行为不能造成损害后果的竞合侵权行为。构成必要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效力分为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两个方面。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外效力是指对责任人之一发生的事项其效力是否及于其他行为人;对内效力是指承担了全部侵权责任的人可否以及怎样向最终责任人追偿。

1．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外效力

由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各个独立的责任，各个责任基于不同的违法行为的原因而分别存在，因此，对于行为人之一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于其他行为人发生影响，即其效力及于其他行为人。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本结构是:各个侵权人对于所造成的损害都应当承担责任，而且每一个人承担的责任都是全部责任。他们之间对外的关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外效力。在下述情况下所发生的对外效力，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本效力:第一，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原理，发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侵权案件中的各个责任人对于受害人都发生全部承担满足其权利请求的效力。受害人即赔偿权利人对于各个责任人都享有请求权，都可以单独向其行使请求权。任何人对于受害人的请求权都有义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是中间责任，不是最终责任。第二，任何一个责任人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之后，其他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这是因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损害赔偿数额是一个竞合的数额，救济的是同一个损害。当一个责任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受害人的损害就已经得到了完全救济，不能够再行使另外的请求权，因此，另外的请求权因为损害已经得到救济而予以消灭。

2．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内效力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内效力，是指在一个责任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对其他责任人的求偿关系，即是否有权向没有承担责任的最终责任人请求赔偿。[4]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各个责任人之间可以求偿，各国立法和学说见解不一。一种主张认为求偿关系基于让与请求权，让与请求权指履行了债务的债务人可以请求债权人让与其对最终责任人的请求权。另一种主张认为求偿关系基于赔偿代位，赔偿代位则指法律直接规定履行了债务的债务人当然地取得债权人对最终责任人的请求权，不需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德国及我国的民国“民法”基本上采取让与请求权的立法例，如仿德国立法例的民国“民法”第228条规定:“关于物或权利之丧失或损害，负赔偿责任之人，得向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请求让与基于其物之所有权或基于其权利对于第三人之请求权。”日本等国家采取赔偿代位的立法例，如《日本民法典》第422条规定:“债权人因损害赔偿而受领其债权标的之物或权利价额之全部时，债务人就该物或权利，当然代位债权人。”

《侵权责任法》对此没有规定，应当采取请求权让与立场，以首先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利的实现。采用让与请求权说，其让与请求权应当具有以下要件:第一，受让与权利者为对受害人履行了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即成为中间责任人;第二，让与权利者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权利人，即受到损害的受害人;第三，让与请求权的客体为受害人对于发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最终责任人的请求权。符合以上条件，承担了中间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取得让与的请求权，有权请求最终责任人承担追偿责任。最终责任人，是指对于数个责任的发生应最终负责的人。尽管各责任人的责任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而独立产生的，但却是由于最终可归责于一人的事由而引起一系列责任的发生，这种可最终归责的责任人就是最终责任人。例如，在产品责任中的缺陷制造者就是最终责任人。如果生产者是最终责任人，在销售者承担了损害赔偿的中间责任之后，有权向最终责任人即生产者追偿。

(二)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实行规则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具体实行规则是:

第一，数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造成同一个受害人的同一个损害。例如，《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第三人的行为确实是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原因，形成赔偿法律关系;但在雇主由于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中，雇主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对雇员造成的损害也负有赔偿责任。因此，雇员可以基于劳动关系请求工伤事故的损害赔偿，也可以基于侵权行为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数个行为人的行为产生各自独立的侵权责任，各个责任就救济受害人损害而言，具有同一救济目的。雇主的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和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责任，都是救济受害人同一个损害赔偿，都是一个救济目的，尽管分别产生了不同的侵权责任，但责任的目的都是救济该同一损害，而不是救济各个不同的损害。

第三，受害人享有的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择一”行使。雇员即受害人或者向雇主请求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向第三人请求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分别行使各个请求权。受害人选择的一个请求权实现之后，其他请求权消灭。这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最近规则”，就是受害人可以选择距离自己最近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作为被告，起诉其承担中间责任。

第四，损害赔偿责任最终归属于造成损害发生的最终责任人。如果受害人选择的侵权责任人就是最终责任人，则该责任人就应当最终地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选择的责任人并不是最终责任人而是中间责任人，则承担了中间责任的责任人可以向最终责任人请求赔偿，最终责任人应当向中间责任人承担最终责任。

二、先付责任

(一)先付责任的概念

《侵权责任法》第44条规定的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第85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以及第86条第1款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也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但与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不同。在学说上，没有人对此提出相应的概念，我曾经将其叫做替代性不真正连带责任，[5]这种叫法没有揭示出这种责任形态的本质特征。这种侵权责任形态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典型特征是应当承担中间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先承担责任，随后再向最终责任人进行追偿。因此，把它界定为先付责任更为准确、鲜明，比较名副其实。

先付责任是指在不真正连带责任中，中间责任人首先承担直接责任，请求权人只能向中间责任人请求赔偿，中间责任人在承担了中间责任之后，有权向承担最终责任人追偿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特殊形态。承担先付责任的侵权行为形态是“必要条件+政策考量”的竞合侵权行为，这种侵权行为类型是指符合必要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的要求，但是基于政策考量，规定间接侵权人先承担中间责任，之后向直接侵权人追偿以实现最终责任的竞合侵权行为。
“两个证据规定”在公诉实践中的应用思考
刘同庆
（三级检察官 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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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础，对证据的甄别和抉择，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以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两高三部关于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是确保刑事案件办案质量和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问题的一个具体举措，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同时对办理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公诉人的公诉能力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和考验。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笔者结合办案实际，择其要者谈论几点：
1.非法证据如何界定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此处，非法言词证据不仅限于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还包括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供述，对凡是依靠威胁、引诱等不人道的取证、对精神进行折磨的取证，甚至靠注射药品后的取证所得到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
2.非法证据如何发现
（1）程序违法。常见的是单人讯问、讯问笔录无侦查人员签名等情形。这些只需要公诉人在审查案件卷宗时稍加留心即可发现，需要注意的是“同时讯问”，即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在不同的地点，参与了对两个不同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或其他侦查活动。例如，在某盗窃案中：2010年7月15日8时30分至9时14分，侦查人员夏某某、范某某在某县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制作了讯问笔录；同一时间，侦查人员夏某某、丁某某带同一犯罪嫌疑人在该县某镇进行现场辨认，即侦查人员夏某某在同一很短的时间段内，既在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又在相距较远的另一地点带同一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辨认，这显然不可能。
（2）实体违法。一般的应当着重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审查判断：
其一、嫌疑人、被告人最初供述。是“先供后证”的供述，还是“先证后供”的供述？口供是在传唤还是拘留或逮捕哪一阶段形成的？是到案后一次形成的，还是挤牙膏式的逐步形成的？被羁押与第一次口供的形成之间有无时间间隔？一般来说，如果口供形成较自然，则可信度较高，违法取证的可能性小。
其二、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是否相符。笔录中讯问是否先入为主，是否以已掌握证据进行逼、套、诱等形式的发问。曾有过这种情况：反贪人员在制作讯问笔录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进行记录，对其无罪辩解即在笔录中不予体现，这显然是不合法的。
其三、录音录像及相关说明材料。说明材料是针对录音录像是否完整，有无被剪辑等情形所作说明。
其四、形式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讯问笔录有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捺指印？有没有按照规定提供相应的翻译人员等。
对此，公诉人应当认真阅卷，找出犯罪嫌疑人多次供述中不一致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其他证据材料相矛盾的地方；证人证言之间相矛盾的地方；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相矛盾的地方。再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以查明是否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的情形，必要时向看守所工作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入所前身体健康情况。
在王某、周某、朱某、陈某、何某等5人敲诈勒索案中，侦查机关对5名犯罪嫌疑人均有5次讯问笔录，其中前2份笔录中，5人对作案时间、地点、方式、数额均作出了详细的供述，且在具体细节上极端吻合。但在后面的3份笔录中，5人同时推翻了以前的2份供述，在作案时间、地点、方式、数额上均推翻了以前的供述，且再次出现惊人的一致，且推翻以前供述的理由均是记忆错误。经审查发现，前2份笔录系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询问被害人前所制作，后3份笔录均系在询问被害人后制作，其中违法之处不严而喻。
如果犯罪嫌疑人辩解其作有罪供述是因为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或实施其他违法取证行为，公诉人员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要问清对其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的姓名或体貌特征、刑讯逼供或其他违法取证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造成的伤害结果，及其被逼所作的供述内容。就上述内容向侦查人员核实、到讯问地点查看、到羁押部门调取收押时健康记录、对同室羁押人员进行询问，调阅全程讯问录音录像，以查明侦查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如在办理周某受贿案时，周某共作4次供述，前的3次供述均承认自己受贿，进看守所后辩解其在纪委、反贪部门接受讯问时承认受贿，是因为被纪委、反贪部门喂吃不知名药品后致头脑发昏，所说所做均身不由已、言不由衷。经公诉人员调阅当时有周某签名的服药记录、全程讯问录音录像、仔细审查讯问笔录，发现其在接受讯问时四肢活动自如、口齿伶俐、思维逻辑、时刻注意辩解、在核对笔录时逐字推敲修改，说明其当时并不是像他所说的被喂吃不知名药品而头脑发昏，言不由衷。
3.非法证据证明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对此，应当认为是法律赋予的被告方申请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的辩护权，而不是举证责任，但被告方要承担对相关事实的说明义务。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公诉人承担。
有个问题需要解决：什么叫提供非法证据的线索？这个线索是指“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的全部要素还是部分要素？
4.对证据合法性如何审查、证明
（1）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形成情况：一种是“先供后证”，如自首供述；另一种是“先证后供”。如果是“先供后证”，笔者认为，可以视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因为刑事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不在于被告人，作为被告人无须自证其罪，因此如果是被告人在自首的情况下作出的如实供述，其证据价值则需另行评价，其证明效力大大提升，根据被告人供述一一查实，获取相关证据，往往就可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锁链，换言之，若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司法人员是不可能获得相关证据的，这较之“先证后供”的一般供述证明效力要高得多。需强调的是，尽管是被告人自认其罪的供述，亦需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证据认定。笔者认为，此时发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可能性不大，一般不需要准备准备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先证后供”的情形则大不相同，有时仅有被告人供述，且该供述对固定全案证据起关键作用；有时有被告人的供述，但该供述晚于证据而获得，暂且撇开被告人供述，有的证据还能相互印证的，也有的证据会支离破碎，在此情形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能会对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此时公诉人应当准备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2）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法庭可以通知讯问人员及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其他证人出庭作证，此时讯问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这意味着侦查人员和证人到庭作证可能成为常态，否则，视为公诉人不能举证，证据或被排除。
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证人出庭作证时，如果警察或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怎么解决，证人安全保障和出庭费用如何解决？
（3）公诉人应当对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被害人的书面陈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并由举证方承担证明责任。

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笔者结合办案实际，谈以下几点看法：
1.刑事诉讼就是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是收集、固定、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过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在审查案件时，对认定犯罪行为、犯罪人身份、刑事责任能力、过错、共同犯罪人的地位，作用、从重的量刑情节情节等都要坚持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从轻的情节，只需要采取“优势证据规则”即可认定。
2.对物证的审查，首先要审查物证的来源、其次要审查物证的关联性、其三要审查物证的收集和保存方式。
在物证来源上有个著名案例，云南“杜培武杀妻案”的定罪证据，除杜培武本人口供外，还有很多“物证”，其中有一份案发现场面包车脚踏板上的泥土与杜培武身上泥土的同源鉴定，以确认杜培武到过案发现场。但现场照片上并没有显示面包车脚踏板上有泥土，现场勘查笔录也没有记载该泥土的存在，那么这些泥土的来源就值得怀疑。
辛普森杀妻案是关于证据收集的典型案例。辛普森被认定无罪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关键证据的提取程序出了问题，警官案发当天在辛普森住处提取到被害人血迹后并未直接交到鉴定机关，而是带着血迹重新返回案发现场，从提取血迹到把血样交到鉴定机关间隔了十几个小时，严重违反了取证程序，该证据就被排除了。
英国曾经有个案例，侦查人员为查明死者死因检验尸体，但鉴定人员在采集检材后放进随手找来的容器里，最后鉴定出检材存有农药残留物，以此证明死者是农药中毒死亡，辩护人发现了问题，装建材的容器源于何处、是否干净、有无可能被农药污染？
因此，公诉人在审查案件时，要从证据的来源、证据的收集程序、收集方式下手，从细枝末节中发现问题，比如有无取证笔录、有无勘查笔录、证据是如何保存的、取证方法是否科学等等，这些细节可能都是辩护人可以攻击公诉人的要害，如果公诉人没有预先进行审查，极有可能陷入被动。
3.对证人证言要注重审查以下方面：证人提供证言的背景和条件、证人是否如实自由作证、证人本有无作证能力、证言取得方式是否合法。
对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不相当的证言、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必要的时候需要“补强”。比如被告人老婆证明被告人“案发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没到过现场”的证据就需要补强，比如可以让被告人复述电视节目、附近的摄像头是否记录下他出去过等，以此来证明其妻子证言的可靠程度。
4.对鉴定意见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程序审查包括鉴定人的回避、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齐备、鉴定意见的告知等。其中，最易出现问题的是鉴定资质问题。笔者在审查起诉吴海涛、赵明盗窃黄金案时，物价局对黄金的成色、价格进行了鉴定，这里就有问题了，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有价格鉴定的资质，但对黄金成色的鉴定没有资质，在成色没有合法鉴定时，就无法对价格进行鉴定。
实体审查要注意“检材”是否真实、来源、保管是否可靠、有无受污染、鉴定方法是否科学等。实践中我们对鉴定意见往往只重视对意见（结论）的审查，不注意对“检材”、鉴定过程、鉴定依据的审查。比如前面所谈到的杜培武案件是在检材的来源、英国尸体检验案是在检材的保存上出了问题。
5.在证据运用方面要注意《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被告人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笔者在审查起诉孙某盗窃案时，该案2名主犯在逃，孙某作为从犯自首，该案只有孙如杰的供述，根据其自首供述，笔者引导侦查员提取到大量物证，笔者认为，孙某作为一个外地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相关的事实，不可能作出相应的供述，更不可能根据其供述找到相关物证，足以证明其供述的真实性，应当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