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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归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这一规定从语言逻辑方面来讲，是一个选言判断，即“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和“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以及“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经过三个月未还的”三种情况是一种并列关系，行为人只要具备三种情况之一的行为，并且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其他构成要件的，就是挪用公款罪，而不是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情况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况“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对挪用公款的数额没有要求，只要“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且“进行非法活动的“，就具备挪用公款的客观要件，但是笔者认为还应对挪用公款的数额和具体的非法活动的性质进行综合考虑。第二种情况“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但是什么营利活动，在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比如挪用公款存银行获取利息、购买彩票等是不是营利活动呢？本文作者认为应该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之中明确规定。第三种情况“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但是我还认为只要挪用公款数额特别巨大，不论挪用时间超过三个月与否，均应以挪用公款罪论处。

　　一、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只要“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且“进行非法活动的”，就具备了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条件。探究立法者的本意可能是因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具有双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没有要求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非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单独处罚只要拘留、罚款、警告甚至批评教育即可，如果仅仅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挪用数额特别少的公款进行这种非法活动，就要对这部分公民实施最严厉的刑事制裁，那么不仅对这部分公民不公平，而且还违背了我国《刑法》的立法本意。

　　（一）非法活动的社会危害性

　　非法活动是一个集合[1]，是指一切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活动的集合。概括来讲非法活动可以分为两类，即犯罪活动和一般的违法活动。犯罪活动是指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的非法行为。比如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投毒、走私、毒品犯罪、制作、贩卖黄色书刊、淫秽物品、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这类非法活动其他法律的制裁不能有效地遏制，只有借助刑法才能有效地起到威慑和遏制的效力。一般违法活动是指社会危害性较小，使用其他法律足以遏制这类违法行为的活动。例如嫖娼、吸毒等。

　　（二）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不论挪用数额大小、时间长短，均应以挪用公款罪论处

　　如（一）所述，犯罪活动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不仅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而且给国家或者人民群众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时不仅要追究其进行犯罪活动的刑事责任，而且还要追究其挪用公款罪的刑事责任，才能真正对这种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的人员起到威慑、教育的作用，才能真正地制止这种双重的犯罪活动。例如，一位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几元甚至是几角钱公款，挪用时间是一天甚至几分钟去购买毒物并进行投毒，那么是否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这位国家国家工作人员刑事责任呢？我认为虽然这位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的数额微不足道，挪用公款的时间也特别短，但是他这次挪用公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不仅应追究其挪用公款的刑事责任，还应认定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和投毒罪实行数罪并罚。因此，对于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的，不论挪用数额大小、挪用时间长短均要坚决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挪用公款数额较小进行一般违法活动的，不宜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有人认为，只要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不论数额大小或者时间长短，均应当构成犯罪，即“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没有数额起点，也没有时间界限，只要挪用公款，即使一百元或一千元用于赌博、嫖娼的，或者只要挪用了一天、两天就归还的，也得定罪判刑，我认为这些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应以挪用公款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同时授予各高级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各地的具体数额标准。至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时间问题，也应当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一般来说，只要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达到规定标准的，均应当定罪。但如果挪用人挪用数额较小的公款用于非法活动仅一天、两天就马上归还，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视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也就不宜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了。　　　　　因此我认为在《刑法》384条或者司法解释之中最好能够把挪用公款进行犯罪活动和挪用公款进行一般违法活动这两种社会危害性显著不同的非法活动区别开来，同时规定挪用数额较小的公款进行一般违法活动不是挪用公款罪为宜。

　　二、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虽然在后来的司法解释中已对数额较大做了规定，但是对于什么是营利活动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之中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营利活动的定义法学界历来也存在争议，对于一般的营利活动已为大家熟悉，不再赘述。本文作者仅就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和挪用公款购买中国福利彩票是否属“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作出论述。

　　（一）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是否属“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

　　对此，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就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的行为来说，虽能得利，却非经营。因为行为人只是将挪用的公款存入国库，没有对公款本身造成实际危害，且该公款未进入流通领域，所以，这种行为不应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第二种意见认为，挪用公款作为个人储蓄存入银行，挪用人的目的是占有公款利息，公款的本与息分别是公款的一部分，挪用人虽挪用的是“本”，却占有的是“息”，挪用公款是占有利息的一种手段，应以贪污罪论处；第三种意见认为，这种行为应属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2]

　　我认为，上述第三种观点是合理的。法律上规定的“营利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营活动”。实际上，“营利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生产、经营、兴办企业、入股分红等等能获取各种经济利益的行为都属于营利活动。将公款存入银行取息这种行为，挪用人寻求的是由公款所生的利息，显然应属于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营利性活动，因而将取息这种营利性活动排除在营利活动之外，是没有理由的。同时，将行为人占有公款的收益的行为等同于对相同数量的公款的占有，也是于法无据的。

　　（二）挪用公款购买中国福利彩票是否属“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

　　 1、中国福利彩票的宗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中国福利彩票从发行起就肩负着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和社会重任。经过22年的发展，中国福利彩票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者。[3]

　　2、中国福利彩票的中奖

　　现行中国福利彩票的玩法包括双色球、七乐彩、3D以及刮刮乐等，单注中奖金额从2元到500万不等，中奖概率较小。

　　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购买中国福利彩票是“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

　　如果仅从中国福利彩票的宗旨上讲，购买福利彩票是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贡献一份力量，应该鼓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购买，以便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有部分国家工作人员购买中国福利彩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而是看中中国福利彩票的中奖奖金，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盲目投注，极少数人员可能得到了巨额的奖金回报，但是绝大多数人员却损失惨重，最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而不能退还，严重侵犯了国家的公款所有权。虽然对这部分国家工作人以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也挽不回国家的公款。因此我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购买中国福利彩票，不论他投注的目的是否为中国福利事业，不论他是否中奖，不论他是否亏损，均应以“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三、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经过三个月未还的

　　我国《刑法》384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经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考虑到立法者的本意可能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进行非法、经营活动，对公款的所有权的危害性不大甚至可能是从事其他必需的事情，像救人、治病等，这种情况确实情有可原，只要在一定期限内补上公款，就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是本文作者却对此不认同。挪用公款往往具有隐蔽性，最先发现挪用公款现象的常常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但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般没有侦察权，不能认定挪用人是否进行营利活动，也不能查明挪用人是什么时候挪用的以及什么时候归还的，从而不能判定挪用人是否触犯刑律，只能确认挪用人违纪，如果挪用人是领导或者势力较大的话，本单位工作人员贸然向检察机关举报的话，会对举报人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进而很多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本单位的监督基本上形同虚设。而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却不可能在单位设立分部，因而有很多财务人员和领导干部毫不忌惮地挪用了数百万、甚至上亿元公款去进行挥霍甚至营利活动，结果使国家的公款损失惨重。那么怎样杜绝这种情况呢？本文作者认为应对《刑法》384条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进行补充：“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是挪用公款罪。”

　　（一）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在三个月内归还的，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贾东


国家赔偿法上的归责原则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和标准，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对某一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损害发生后，是由于侵权行为人的行为违法，还是由于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时主观有过错，抑或是由于什么其他的原因，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行政赔偿适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只对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行使职权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之所以采用违法归责原则，是因为违法原则与其他原则相比有诸多优点，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原则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协调一致，便于操作，也有利于保护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比较符合国家赔偿的特点。
违法归责原则是确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基本准则，对于国家赔偿义务主体和赔偿请求人来说，什么是违法、哪些行为构成违法行为并可能导致国家赔偿责任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正确理解和适用国家赔偿法采用的违法归责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违法归责原则中的"法"是广义的法。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既包括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也包括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之所以对违法原则作广义理解，是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十分广泛，受到多层次多角度法律规范的约束，违反任何层次的规范，都应当视为违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中，除了各类法律行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事实行为。对于事实行为，法律不可能规定详尽统一的行为标准，由于不符合某种标准的事实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国家不能以该行为没有违反法律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在国家管理的很多领域，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范作为行使权力的依据，法律精神和基本原则是判断职权行为的主要标准，如果以具体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或标准，必然造成很多实际受害人无法取得国家赔偿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还应当看到，国外没有一个国家对国家赔偿法中的违法概念作狭义解释，相反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扩张解释。很显然，传统意义上的违法归责原则仅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这种理解失之过窄。为了更为有效地保护国家侵权案件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避法律、滥用职权，应当对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作广义理解。违法除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规外，还包括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人权原则、权力不得滥用原则、尽合理注意原则等。这种理解有利于解决诸如公务人员打骂当事人等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虽然公务人员的行为并非法律预先规定禁止的，但违反了尊重人权原则，因而国家对此类行为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
其次，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性违法，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违法。作为违法是指侵权主体以积极的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违法情形。例如，司法机关的错判、错捕、错拘行为，行政机关的违法处罚、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行为均是作为性违法。不作为违法是指侵权主体拒绝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违法情形。必须注意的是，认定不作为违法应当以法定的或职责确定的义务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履行法定的或本身职责确定的义务，其不作为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害，那么，国家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律赋予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特定情况下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裁量权，除非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行为已经达到令正常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否则，国家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作为还包括不当延误，即疏忽、怠惰、无故迟缓。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了作为的期限或时限，未在该时限内作为即构成违法不作为，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作为的时限，就必须考虑为此设定一个合理期限。通常应当考虑公务活动的难易程度、处理此类公务的惯用时间、当时的客观环境及是否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干扰和阻碍，等等。
最后，违法归责原则既包括法律行为违法，也包括事实行为违法。法律行为违法容易理解，事实行为违法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例如，政府机关提供咨询、实施指导、发布信息等都是事实行为。由于政府提供错误的指导或信息而遭受损害的，虽然政府的行为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而是一项事实行为，但政府仍然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违法的具体情形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国家侵权主体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第二，国家侵权主体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上述文件的明确规定，但违反了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第三，国家侵权主体没有履行对特定人的职责义务，或违反了对特定人的职责与义务；第四，国家侵权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滥用职权或没有尽到合理注意。

作者：贾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