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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律师文化的现状研究

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 郭力

律师文化建设是司法部及全国律师协会着力倡导和支持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全国律师协会最近专门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起草了《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以及全国律协发布的《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都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的体现，作为一名律师，对律师文化现状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在研究、学习中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体会、感受，进而能够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 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众所周知，对任何一件事物、工程、现象的研究，首先要弄清被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同样，对律师文化研究也要首先从律师文化的概念、内涵入手，唯有如此，才能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深入浅出，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真谛。
律师文化，顾名思义是律师的文化，它应包括律师个体的文化、律师事务所集体的文化、律师协会团体的文化。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律师意识形态的好坏、优劣、先进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律师业生存、发展的质量，也是律师业是否有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律师文化具体表现在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道德水准、精神风貌、执业水平、社会责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的服务标识、管理规范、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律师要有仗义护法的使命，诚信执业的道德，高超的护法之策，赤诚仗义执言之情，律师业务拓展领域广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严谨细致、克难制胜，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具有责任、诚信、协作、创新的核心理念；具有学者型、政冶家型、社会活动家型、企业之友型的律师风采。
二、律师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说至多是初级阶段。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指出，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而温饱阶段考虑的是生理和安全需要；小康阶段考虑的是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富裕阶段才考虑到自我实现问题。虽然其这种划分有片面性，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其有相当合理的成分。我国的律师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也是生活逼迫及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或“讼师”。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军管或者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许多律师都是国家任命、指派，情愿不情愿，专业非专业的都成为了所谓的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律师文化建设来说，至多有部分地区、部分律师的“自发”行为。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
就我国律师文化现状而言，可概括为，正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过渡。全国律师文化建设极不平衡。律师文化建设的盲目性、无序性，缺乏成熟的律师文化建设的经验，律师文化对许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协会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丰富的具体的感性材料。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内地省会城市为数较少的精英律师齐头并进，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甚至走进富裕。因此，这些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较为先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诉讼走向非诉讼，从“自发”走向“自觉”，并与国外律师相互交流，建立了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制度，代表了较高水准的律师文化水平。他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人文的关怀方面都优越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的律师。
对于执业5年以上的中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点律师文化建设的启迪，受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的熏陶，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律师文化，但大多是“东施效颦”，盲目学习，没有形成自己的律师文化理念。还有部分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律师，纯粹属于“乐不思蜀”的一族,有了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为了一点荣耀，竭力争取，得到后又不加珍惜，这类律师对于律师文化大言不惭，子虚乌有，根本没有一点律师的素养。
对于执业5年以下的中部律师及大多数的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是可盼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们刚刚从事律师行业，或者说执业经验不丰富，加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无序竞争，社会关系少，社会阅历少，本地区经济发展较弱，再者许多律师事务所名为团队，实为各自为战。新律师得不到指导帮助，办案中，照本宣科，按图索骥，实务中眼高手低，无从下手。因此，这些律师竞争力较弱，加上团体会员费、个人会费、年检费、保险费等集于一身，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什么节余，甚至有些律师连上述费用也难以承受。如果给他们谈律师文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特别是西部地区许多县市律师凤毛麟角，严重缺乏，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许多人打官司根本找不到律师或者律师很难挣到较高的代理费，这些人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一味发强调律师文化建设，也只能是望之兴叹。
地方各级律师协会大多是名存实亡，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开展业务。因为，众多的律师协会还没有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脱离出来，律协秘书长大多是由律管处（科）长兼任。律师协会的章程也是形同虚设。只有珠海、深圳等地律师协会才勉强通过直选的方式选出了自已的律师协会会长，购置了自己的会所，真正成为了的自律组织。但必竟为数较少。
二、 推进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我国律师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律师文化的积极性，并已着力开展各种活动，创造各种条件丰富律师文化生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对律师队伍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即有鞭策又有鼓舞，这是律师文化建设好的开端。之所以这样，是与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不开的。
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以及实施过程明确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者，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五年多的时间，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步伐加快，迫切要求中国律师走向世界，律师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社会形象，形成一整套律师队伍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进而提高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效应、管理方法、知识产权、工作环境等。同时，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具有自我规范作用，提高凝聚力、协调三者关系，提升律师素质与品位，从而增强律师执业的竞争力。
三、 律师文化建设的对策和思路
律师文化要建设好，首先，要从政治上关心。把律师的冷暖放在心上，把律师吸收进党组织、人大、政协，在提高他们地位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大、政协部门参政、议政、决策的能力，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尤其是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方面，突发矛盾时有发生，群体性上访、诉讼案件不断出现，律师作为社会人、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道德素养、知识水平能够更容易感化公众。司法部也及时提出了律师及时化解矛盾的意见。如果律师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混同一般人，是根本得不到群众信任的。其次，要从政策上支持。司法部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部分“?律师”、“野律师”，为律师从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我国律师紧张的局面，为地方基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帮助。现实生活中，法律服务所涌进城市，打着律师的牌子，进行收费代理，与律师事务所进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本来就不好做，加上法律服务所的“低价竞争、“夸海口竞争”无疑给律师业务雪上加霜。再次，从经济上扶持。国家可以对中西部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拨出专项资金为律师文化建设给予帮助。对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强制推广“带薪制”、“底薪加提成制”，减免各种费用，使新律师、中西部律师能够轻装上阵，迎头赶上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水平。凡是从事律师执业的人员，在初始执业时免费发放律师徽章、律师工作装、律师职业装，让公众更容易识别律师。最后，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律师的文化生活，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各级律师协会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利用每年的律师培训时间，教育培养律师的律师文化意识，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式，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追求公正的律师队伍。建立律师诚信档案，加大对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征文活动、专题报告，参加学习等方式，促进律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职业道德的关系。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了律师职业道德的内容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和事实，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道德高尚，廉洁自律，诚实信用，尽职尽责，保守执业秘密，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勤于学习，提高素养。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相通相融，律师职业道德是律师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
（二）、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执业的关系
律师文化是律师执业的重要内容，律师文化直接影响到律师执业水平，每个律师都要从我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才能提高律师执业水平。同时，律师执业水平也反过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如果律师不敬业，不尽责，不按律师执业规范工作，那也就谈不上律师文化。
（三）、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党建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真实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律师文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成为独立的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就要求律师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改革、发展。律师作为中介组织，在社会大环境下，自然在其先进律师文化建设中，必须保持“三个代表”不动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断在律师队伍中发展党员，开展党建活动，使党员律师成为律师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先行者，极力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另一角度看，律师文化建设好了，律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符合党员标准的律师就多了，同时，又能促进党建工作。
（四）律师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要将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于律师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通过推进律师文化建设，教育律师培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引导律师事务所树立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工作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保障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严格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对律师办理重大敏感群体案件指导监督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通知》的要求，提高律师文化建设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抓住一个重点，发挥点面结合作用。
各级律师协会是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创造条件积极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使律师协会真正成为律师的“娘家”、律师的文化中心、交流中心、娱乐中心，律师的保护伞、遮荫处。真正做到律师有事找律师协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引导帮助律师协会真正从行政管理部门脱勾，成为真正的自律性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律师协会文化。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文化建设点面结合部，要积极发挥其作用。律师事务所要做品牌，宣传自己的律师，提高整体水平，从时时处处关心新律师，支持年轻律师，提高老律师，使律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工作，使律师干有奔头，做有思路，行有标尺，让律师文化建设在律师事务所达到最佳的结合。围绕“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总体要求，加强律师宣传力度。推出一批人民满意的先进典型，包括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典型，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服务的典型，长期面向基层、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典型，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社会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和支持律师工作。


　　证明责任的概念在我国学界有三种界说：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行为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双重含义说认为证明责任包括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危险负担说又称为结果责任说，指由法律预先规定的，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败诉风险负担。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的概念在我国学界有三种界说：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行为责任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双重含义说认为证明责任包括双重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危险负担说又称为结果责任说，指由法律预先规定的，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败诉风险负担。我们认为应当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区分开来，因此赞成危险负担说。法律之所以要规定证明责任主要是因为有时会出现无论如何也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而法院并不得因此而拒绝裁判，这时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而作出裁判。而证明责任作为一种败诉风险，也迫使当事人积极举证，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二、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行为责任，指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存在的责任。它与证明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动因，前者是后者的派生或投影。二者的区别在于： 　　
（1）二者性质不同。前者为行为责任，后者为结果责任，是败诉的风险负担。 　　
（2）承担责任的原因不同。前者产生于双方当事人为避免败诉而竞相说服法官的必要性，后者产生于在案件真伪不明时法官也必须作出裁判。 　　
（3）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是否会发生转移不同。前者是一种动态的责任，在证据过程中会随举证必要而转移，后者是一种固态责任，由法律预先规定由某一方当事人负担。前者可以双方当事人负担，因为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现任；而后者只固定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4）能否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不同。有无举证必要，须视诉讼中的实际情况而定，无法对前者预先分配；后者在诉讼发生前就分配于双方当事人。
　　
三、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 　　
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对负有证明责任的要件事实若不加以主张，便有受到法院不利裁判的危险。依据辩论原则，提出何种诉讼请求和以何种事实作为诉讼请求的根据是当事人的事，法官对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原则上不予考虑。因此，当事人为获得有利的裁判，须向法官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若不加以主张，法官在裁判时将认为该事实不存在。 　　
从现象上看，原告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答辩时，就须提出一定的事实主张，然后才产生提供证据的责任，最后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才承担证明责任。但从实质上看，预置的证明责任使当事人知道哪些事实应当在诉讼中主张并加以证明，也即证明责任先于主张责任而存在。从上述分析看，两种责任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但主张责任主要源于辩论主义的要求，而证明责任则源于案件事实的真伪不明状态及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要求。

四、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交示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一般来说，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理应负担证明责任，但因此而绝对化，由原先负担全部败诉风险会极不公平，特别是在证据控制在被告手中而原告通常处于无证据状态的情况下，就必然使原告负担过重，导致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严重不平等，也会使证明活动复杂化和导致诉讼不经济。证明责任的分配还源于一定立法政策的需要，如在特殊侵权诉讼中侧重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等。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