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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实施细则
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鼓励科学技术进步，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奖励的范围包括：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含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和生物新品种等)推广、采用已有的先进科技成果，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标准、计量、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等。
第三条 科学技术进步奖暂设到省级，每年评定一次。
第四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申报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1、应用于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经过实践证明确实具有省内先进技术水平，有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对推动省内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的。
2、在消化、吸收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中，有所创新，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3、在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设备研制、资源开发利用、传统工艺复兴和企业技术改造中，采用新技术，有创造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4、在科学技术管理、标准、计量、科学技术情报以及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中，有创造性贡献并取得显著效果的。
5、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达到本学科最先进水平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较高实用价值的。
第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包括中央驻豫单位及个人)完成的科学技术项目，凡在我省推广应用、效果显著、符合本细则第四条规定，均可申报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六条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下列三等：
奖励等级 荣誉奖 奖金
一等奖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五千元
二等奖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二千元
三等奖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八百元
对振兴河南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特殊贡献的科学技术成果，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推荐，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授予特等奖，其奖金数额应高于一等奖。
第七条 设立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具体负责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审、批准、授予工作和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初审工作。评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省科委，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八条 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审批程序是：
1、单位或个人完成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按隶属关系申报，由地、市科委或省直主管部门初审，符合条件的报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
2、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科学技术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组织联合上报该单位的主管部门，经初审符合奖励条件的报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
3、中央驻豫单位、省外单位或个人与我省共同完成的项目，由省内应用完成单位按程序申报。
第九条 申报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由初审单位组织现场考核，写出考查报告，连同项目一并上报。
第十条 经批准奖励的省级科学技术进步项目，在授奖前，由省科委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如有异议，由初审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裁决。对无 异议或经裁决后获奖的项目，即行授奖。
第十一条 获奖项目的奖金不得重复发放。获省级奖的同一项目，又获其他奖励的，其奖金只发给提高后的差额部分。
第十二条 获得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的项目，如果符合国家(或部、委)级奖励条件的，仍可按规定上报。凡获得国家级奖励的项目，省内可授予荣誉奖。
第十三条 科学技术进步奖，主要奖励在科研、生产第一线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虽为项目的完成起了组织协调作用，但一般不作为主要完成者申报奖励。如果确实在科研项目研究或推广应用中起了重要作用，解决了疑难或关键问题，则可
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上报，但必须写出详细书面材料，说明所作具体技术贡献，由本人签字，单位盖章，初审机关审查同意后上报。
第十四条 奖金应按贡献大小合理分配，贡献大的要重奖。主要完成者的奖金分配额，不得少于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分配奖金时，应由项目负责人主持，会同参加单位协商确定。
第十五条 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的事迹应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绩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上报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项目的，应向主管部门缴纳适当费用。收费标准，参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收费标准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有关评审人员和工作人员，要做好项目的技术保密和评审中的保密工作。
第十八条 获奖后的项目，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的，一经查明属实，应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和荣誉证书，并按情节轻重给当事人以批评或处分。
第十九条 科学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玩忽职守，失泄机密，无故刁难或徇私舞弊的，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颁发的《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励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科委负责解释。




1986年5月12日
赵作海蒙冤案若干问题的思考

谭启刚


2010年5月10日

摘要：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释放，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继湖北佘祥林案以及河北聂树斌案，再次让司法正义受到严峻的挑战。

笔者就本案发生所引起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一、刑事活动的最终目的

刑事诉讼法目的指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立法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并基于对刑事诉讼国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刑事诉讼目的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刑事诉讼价值观。[1]

在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关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在1950年至1978年间，除了颁布了一些关于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法》等）以及相关的刑事活动单行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等）以外，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刑事诉讼法典规范相应的刑事活动。在这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于司法活动的冲击极为严重。对于某些人是否犯罪、是否需要受到法律追求、是否需要逮捕、是否需要审判、是否需要执行，也是按照当时领导人的指示或政策所决定。因此，当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滥用权力、违背司法正义的冤假错案。这时候，刑事活动的目的只是在于维护和贯彻某几个人认识层面上的意志，而整个刑事活动也变成了打击、陷害、报复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在1979年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意味着在世界各国近代意义上的“无法无天”现象终于宣告结束。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条、第2条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求，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可以发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另外一个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两者相结合的。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我国刑事活动的漫长立法阶段和演变过程中，其核心就是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的制度和方法。由建国初期的政策性指引发展到立法确立阶段，刑事活动已确立了一系列的执行准则和指引，主要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使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刑事活动的各项环节进行约束，同时也禁止个人意志干扰刑事活动的执行。另外，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与推崇个人意思自治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民法是有完全相对的。不管是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还是执行机关，在刑事活动中的每一个程序，包括立案、侦察、起诉、审判、执行各个环节阶段，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一旦违反了，就是违法。也就是说，国家在进行刑事活动的时候，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不是像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三个案件中，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枉法裁判，让无辜的公民受到制裁，严重损害司法尊严和公信力，也使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蒙羞。

二、刑事活动的正当程序性

1、刑讯逼供的祸害

赵作海案和聂树斌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侦察机关在预审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的行为。犯罪嫌疑人为了免受精神和肉体的侵害，在违背客观真实情况下，作出了不真实口供，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抓错人、判错人、罚错人、关错人，甚至像聂树斌似的杀错人。类似的刑讯逼供案件也陆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我国民法学者、上海政法学院的李绍章老师发表了《看守所26种死法指南》 ，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如躲猫猫案、摔跤死案等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刑讯逼供的行为会造就很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制造冤假错案、放纵真正的罪犯，以及是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笔者认为，前述两者的关系就是质变与量变的原理一样，两者的影响是相互一体、不可分割的。另外，个案的不良后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导致案件结果不真实所引发的两个问题，一是制造冤假错案，二是放纵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是直接导致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的后果。而放纵真正的罪犯不单止是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没有追究，并且社会稳定继续受到威胁，长期以来所累积的不良后果会简直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害、摧毁司法公信力产生。

如果不加以改善，找到问题的根源，陆续的案子也是会继续的发生。

2、证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证据”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作为证据信息物质载体的含义，是法院用于认定事实的资料，通常称为“证据资料”；其二、利用某种物体和其他形式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通常称为“证据方法”。[2]

在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对证据的举证程度是非常严格，而且一般在刑事活动中，证据的勘验极为重要。

赵作海、聂树斌、佘祥林三人的冤案中，笔者认为主要是取决在证据勘验上。赵作海和佘祥林案件极为相似，出现了一具尸体，没有验DNA，然后就确定为某个被害人。事后也是已经被判定为死亡的被害者重新出现，才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然后进行国家赔偿解决。鉴定结论作为我国证据的其中一种，对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认定案件事实有失分重要的作用[3]。而聂树斌在被拘留后，进行了刑讯逼供，被伤害都没有勘验其精子的DNA比对，单凭口供就审理判处案件。

笔者认为，虽然不真实证据导致的结果基本相似，但一个不真实的证据比起一百次不足以致命的暴力行为后果更为严重。其不作为的玩忽职守的行为比起因技术问题导致证据结果错误更为严重。

3、刑事活动司法人员的观念性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目前在整个刑事活动中，所出现的办案人员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证据，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能依照其真实情况进行独立的判决。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有两个：

1）公安老大局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意味着刑事活动由三机关是以分工负责的局面进行。我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组织层面上带有特色的国情因素。在中央党委中设立中央政法委，各级党委也相应设立政法委部门，一般情况下会协调所管区域内重大案件。在很多地方，长期以来是政法委主任兼任公安局局长引来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