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试论电子邮件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从全国首例电子邮件为定案证据案谈起

阮传胜


[案情简介]
原告王路明系被告吉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及人事服务部经理,1999年10月,被告吉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年度裁员,并制定了裁减58名员工的计划表。但在此间,有部分员工竟收到了部门经理们下发的续签劳动合同征询表,员工们欣然应允,并签字续约。公司宣布裁减计划后,员工们甚为愕然,决定要向公司讨个说法。公司无奈,只好以增加经济补偿金和加发工资来平息此事。
　　　事后,公司经调查,认定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原告王路明违反公司操作监督程序,将续签劳动合同征询表格直接下发给了不知情的部门经理,公司以严重失职为由将原告解雇。原告不服,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原告认为,关于人事经理的工作流程,公司并无明确的章程规范,因此,自己谈不上违反操作程序,不构成失职。被告吉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则认为,公司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规章,但有关人事经理的工作程序事实上已在过去的工作中形成,原告也应当清楚。为此,被告提交了从1998年10月至1999年10月原告在工作中接收和发放的多份电子邮件打印件。公司认为,这些电子邮件充分证明了上述续签合同的操作监督程序。原告则称这些电子邮件是公司蓄意伪造、恶意陷害她的伪证。被告出具了由浦东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作出的意见书来证明这些电子邮件的真实可靠性。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最后判决原告王路明败诉。
二、法理分析
对于此案,有意见分歧,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上。一种意见认为:“所有的证据都应当符合三性的要求,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上确定存在的事实,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之间必须存在某种联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际意义,而合法性则不仅要求证据的搜集要合法,更要求证据具备法定的形式。电子邮件是否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列举的七种证据之一,属哪种证据都很值得商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电子邮件可以作为定案证据,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排除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只要其再具备客观性、关联性要件,就应将其作为证据。第二,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1条中也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其中书面形式即包括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使法律的规定相互一致,民事诉讼中也应该相应地接受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并将其作为书证看待。”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分歧源于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就本案而言,就是在我们确认了证据的本质———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本案中的电子邮件能否作为诉讼证据?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能否通过解释涵盖到原有的证据体系中去,并与其保持和谐一致?这一新的表现形式应否通过解释涵盖到原有的证据体系中去?
在此,我们可以参考法律关于合同书面形式的规定。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事主体在交易过程中使用电子邮件及电子数据交换(即ＥＤＩ)。有鉴于此,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立法都肯定了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的地位,把它们也囊括到了合同的书面形式中来。我国《合同法》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合同法》第11条明确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本案的问题是，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律还未来得及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电子邮件是诉讼证据。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本案来说,如果采纳上述第一种意见,即使由权威部门认证了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它仍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因为电子邮件不是适格的证据,不能产生诉讼上证据的效力。如此一来,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维护了法律形式上的正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牺牲了实质上的公平。第二种意见则对法律作相对广义的解释,作者赞同这一观点。
　　　理由如下：首先,这种观点并未违背法律,没有与形式的正义相抵触。对某一条文作相对广义的解释,有一基本前提是不与法的明文规定相抵触,我国法律也的确没有明文禁止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因此这一解释并未违背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采取这种解释也符合法律的精神。为了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权威性,要动辄修改法律是不可能的,而社会生活又是日日更新的,为了减少法律脱离社会实际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一定的限度内给法律本身可自由伸缩的弹性。作这样的解释，认为电子邮件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符合法律的精神。其次，,我们目前商业上已广泛运用电子邮件,如果不将其作为诉讼证据,会限制电子邮件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降低商事交易的效率,不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再次,现在国际间的交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努力使电子邮件具有证据效力。联合国1996年《电子贸易示范法》的第9条明确肯定了数据电文的证据价值。美国在其司法程序中也肯定Ｅ-ｍａｉｌ的复印材料可作为证据加以接受。《电子贸易示范法》及美国的司法程序值得借鉴。
承认了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把它归入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哪一类证据。笔者认为,本案中被告吉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应作为书证看待,而以文件形式存在于电脑中的电子邮件应作为视听资料看待。视听资料是指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图像,音响及电脑贮存反映的数据和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证据。视听资料以其存在形式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类:录音和录像资料、电脑贮存资料、电视监视资料。显然,电子邮件应属于视听资料中的电脑贮存资料。作为视听资料的电子邮件属原始证据,而打印出来的书证是传来证据,在二者内容有所冲突,又不能确认何者被伪造时,应以视听资料的内容为准。值得提出的是，由于电子邮件易被伪造且难以查证等特点,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仅有这一证据尚不足以定案,还需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或与之相互印证,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方可定案。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

李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民法院（2007）合刑初字第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北刑终字第101号刑事民事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在企业内部，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科研开发人员，市场计划、高级营销人员，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等人群都能够接触到企业的商业秘密，并且也最容易发生泄密事件。针对上述涉密人员，企业可通过建立内部保密制度，分解工资结构、增加保密津贴，建立健全人事制度，加强员工的保密教育等手段加强管理。

三、基本案情
鸿雁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从事鹅肥肝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等。2002年4月，鸿雁公司与法国MIDI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由法国MIDI公司转让用于养殖和填喂禽类的通风和隔热建筑物、用于屠宰、分割、加工肥禽类加工场所的建筑物的工艺技术，并为鸿雁公司培训养殖、填喂肥鹅和肥鸭以及该产品屠宰、分割、加工人员，转让费用折合人民币186万元，鸿雁公司为该项技术的培训花费人民币近50万元。
之后，鸿雁公司把朗德鹅养殖、预饲饲养、填肥肝操作、填饲配方和上料线路图等技术，以及填喂车间、加工车间，所有生产工艺流程设计图纸资料，包括公司一切涉及技术、工艺、生产流程和方法性的信息和资料等列为公司的商业秘密，要求各部门及公司职员予以严守，并制订了系列保密措施。鸿雁公司的“鹅肝肥”技术被评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其产品亦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等荣誉。
被告人李某于2001年11月应聘到鸿雁公司工作，先后任基地部副经理、畜牧兽医技术负责人、技术开发部经理等职务，负责全公司各生产环节的兽医技术工作。2003年10月，鸿雁公司与泰龙公司洽谈合作生产鹅肥肝事宜，但后双方因技术转让价格存在分歧未能签订合同。2004年2月，被告人李某私下与泰龙公司的子公司清源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由被告人李某及其2名助手向清源公司提供种鹅反季生产技术、原料鹅的养殖及防病治病技术、填技术、最新取肝技术、鹅肝、块菌罐头等的试生产及以上各项技术的培训等，技术服务费总额为19万元。2004年3月，被告人李某带去助手周甲（原鸿雁公司填饲工）、周乙及鸿雁公司的《朗德鹅的饲养和防疫技术规程》、《广西鹅肥肝产业化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屠宰作业指导书、分割肉作业及包装技术规范、工序操作规程等有关规程规范到清源公司工作，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之后即使用鸿雁公司的生产技术及管理方法为清源公司生产鹅肥肝。2004年3月至2005年9月，清源公司共支付被告人李某技术服务费18万元。
后鸿雁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合浦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对李某提起公诉。鸿雁公司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参加诉讼。

四、法院审理
合浦县人民法院认为，鸿雁公司的鹅肥肝生产技术、工艺和经营信息是该公司与法国MIDI进行技术合作后，对鹅肥肝项目投资进行产业化开发形成的，与公知的鹅肥肝生产技术和信息有区别，具有实用性，已为鸿雁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确定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且经鸿雁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被告人李某违反鸿雁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和使用其在鸿雁公司工作期间获得的上述商业秘密，造成鸿雁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因鸿雁公司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清源公司因使用被告人李某披露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故鸿雁公司的经济损失参照该公司技术合作转让费人民币186万元及为引进技术所支出的培训费用人民币49万元计算，合计人民币235万元。由于被告人李某的犯罪行为给鸿雁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故除依法应受刑事处罚外，还应赔偿鸿雁公司的经济损失。综上，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李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鸿雁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35万元。
李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李某及其辩护人提出:鹅肥肝生产技术及管理方法已属公知技术；上诉人应聘到鸿雁公司前已具有鹅肥肝的生产技术及管理方面的专业特长；原审未对鸿雁公司鹅肥肝生产技术及管理方法按法定程序进行鉴定，就认定其为商业秘密缺乏法律依据；清源公司没有使用鸿雁公司的鹅肥肝生产技术及管理方法；原审认定上诉人赔偿鸿雁公司经济损失为235万元没有事实根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无罪，并驳回鸿雁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李某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的相同，所采信的证据经一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北海市中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鸿雁公司的鹅肥肝生产技术、工艺和经营信息是该公司与法国MIDI进行技术合作后，对鹅肥肝项目投资进行产业化开发形成的，与公知的鹅肥肝生产技术和信息有区别，具有实用性，已为鸿雁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确定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且经鸿雁公司采取保密措施，是商业秘密。
上诉人李某于2001年11月应聘到鸿雁公司工作，先后任基地部副经理、畜牧兽医技术负责人、技术开发部经理等职务。在工作期间接触、获取了鸿雁公司的商业秘密。在没有与鸿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私下与清源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违反鸿雁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规定，披露和使用鸿雁公司的商业秘密，获取清源公司的技术服务费。李某上诉称鸿雁公司的鹅肥肝生产技术及管理方法已属公知技术及其在鸿雁公司工作期间无法获知鸿雁公司鹅肥肝生产技术等意见与事实不符，且无相关证据予以支持，故均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上诉人李某犯罪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并根据其犯罪事实、情节、危害程度等作出适当量刑。李某上诉请求改判其无罪并驳回鸿雁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北海市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五、律师点评
本案又是一起员工“跳槽”所引发的商业秘密侵权案，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有哪几类人群属于泄露商业秘密的高危人群，企业又该如何对涉密员工进行管理呢？
一般来说，在企业能够接触到商业秘密，属于泄密的高发人群的员工包括以下六类：一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这类人是企业的决策层，因而也最容易在工作中或故意利用职权获得企业的商业秘密；二是科研开发人员。这类人因工作需要，往往能够了解到企业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保密信息，同时，他们也经常是企业商业秘密的开发者；三是市场计划、高级营销人员。他们往往掌握着企业大量的客户资源、信息；四是处于其它重要岗位的员工。例如企业的财务、法律、人力资源部门的职员，往往公司很多重要的资料都在他们手中；五是总经理秘书等助理人员。由于长期在企业的高层身边负责记录、日程安排，整理、收发文件等，很多的商业秘密信息都会在他们手中经过；六是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他们虽不是最重要的人员，但在工作中也极有可能接触到企业的核心技术。
而对于涉密员工的管理，企业可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建立内部保密制度，并将制度写入《员工手册》或《保密手册》，向每个员工发放。
分解工资结构，增加保密津贴。企业可在涉密员工的工资中增加一项保密津贴，让员工了解到企业为保护商业秘密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在发生员工泄密事件时也更容易追究其法律责任。
建立健全人事制度。企业应建立健全员工人事资料，如员工的学历、专长等，并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员工的职务范围等情况，以避免在涉及是否构成职务技术成果的问题上发生不必要争议。
加强员工的保密教育和管理。企业通过对员工的保密教育，可进一步使员工了解保密的范围和准则以及泄露、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将面临的法律责任等。一方面增强员工的保密意识，另一方面则对员工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
与涉密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通过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企业与员工双方就商业秘密的有关事宜所享有的权利及负有的义务，在发生争议时也能起到有效的证据作用。
对离职员工进行管理。对即将离职的涉密员工进行离职调查，重申其在离职后仍需对企业所负有的保密义务或竞业禁止义务，并要求其在办完离职手续，并在工作、属于企业的文件、电子存储设备等都交接完成后方可离职。有必要时，可与员工签订《离职承诺书》或《竞业禁止协议》，明确其离职后所应承担的义务。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