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
嘉兴市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嘉兴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1年7月11日嘉兴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浙江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
第四条 本市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和运输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制度。
烟草专卖许可证分为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等四类。
第二章 烟草专卖行政管理机构
第五条 嘉兴市烟草专卖局主管本市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依法对生产、经营和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各县（市）烟草专卖局主管辖区内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必要时，可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检查队伍，依法查处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和运输中的违法行为。
烟草专卖管理所是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受派出机关的领导，负责本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物价、银行、交通、铁路、邮电等部门应当配合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做好本市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生产、运输、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和经营走私烟草制品的行为，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应当配合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公安部门依法查处。其他部门和单位发现违反烟草专卖管理的行为，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获的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销毁，禁止以任何形式销售；依法查获没收的走私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省人民政府指定的烟草拍卖机构拍卖。
第八条 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本办法做出突出成绩及检举和协助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九条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必须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嘉兴市烟草专卖局或其指定的下一级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十条 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取得相应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领取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不得予以核准登记。
第十一条 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及时向原发证部门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变更、补办或注销手续，并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
（一）企业合并、分立、转产或者改变企业名称、负责人、企业地址、主管部门、经济类型、经营范围的；
（二）遗失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三）停业或歇业的。
第十二条 经营烟草制品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按烟草专卖许可证登记的经营地点和方式经营。
烟草专卖许可证应放置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
第十三条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四章 烟草专卖品销售
第十四条 禁止销售下列烟草制品：
（一）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的；
（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三）无注册商标的；
（四）霉坏、变质的；
（五）非法进口的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的国产卷烟、雪茄烟，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除外；
（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
（七）省外地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和非国家定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烟草制品；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销售的其他烟草制品。
第十五条 我市卷烟销售实行部分品牌加贴防伪标志制度，加贴防伪标志的具体卷烟品牌由市、县（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有如下特征的，属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一）所销售卷烟已列入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公布的贴标品牌目录，但没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的；
（二）所销售卷烟虽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但属于在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进货的；
（三）所销售卷烟虽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但属于在个体经营户处进货的；
（四）所销售卷烟属贴用假冒、残缺及重复贴用防伪标志的；
（五）其他不符合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的。
第十六条 经营罚没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的企业，必须持“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到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进货。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部门罚没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应在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监督下，在本市依法拍卖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批发）”证照的企业。通过拍卖购得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只能批发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的企业。
在市场上罚没的零散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应当交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的企业销售。
罚没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在拍卖、销售前，必须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箱包装和条包装上加贴“没收非法进口卷烟”字样的标记。
第十八条 本市所辖范围内设在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内的卷烟经营摊位数应控制在市场总摊位数的1%以下，且最多不得超过10个，并依照分散、兼营、零售和方便销售的原则合理布局，不得集中经营，不得搞批发。
第五章 烟草专卖品运输
第十九条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按下列规定持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开具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一）省内跨县（市）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
（二）省内跨县（市）运输罚没走私卷烟、雪茄烟，必须持有省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各执法部门扣留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从查获地运往封存地，可凭执法部门开具的《扣留凭证》运输。
在我市管辖区内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或持当天开具的向本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购货发票。对于无准运证的烟草专卖品，驾驶员不得承运。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的无准运证运输是指：
（一）重复使用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二）超出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数量的；
（三）未运至准运证规定的到货地进行销售的；
（四）使用过期、涂改、复印、伪造、变造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五）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
（六）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涉嫌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交通工具，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属特种车辆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各有关部门在道路、车站、码头设置的检查站（口），应当积极支持配合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执法检查。
第二十二条 邮寄以及进出本市携带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三条 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年检、变更、注销手续，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并在三年内不予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
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和买卖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一年内有两次（含两次）以上因销售假冒烟、走私烟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被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以及拒绝接受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检查或以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执法的，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依照烟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或相应变更其经营范围。
第二十六条 零售经营户销售非法生产的卷烟，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第二十七条 擅自销售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和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的或擅自销售无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违法经营卷烟总值50％以上一倍以下罚款，但最高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0000元，对无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由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予以没收。
第二十八条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烟草制品的，依据《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处以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查获的易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超过三十日，其他烟草专卖品超过六十日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作无主财产处理，变价款上缴国家财政；假冒、霉坏、变质卷烟予以公开销毁。
第三十一条 本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有权对辖区内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拒绝、阻碍烟草专卖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题目：浅议新一轮欧洲民法典之争
作者：马雷
毕业于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法，欧洲私法，欧洲家庭法
联系方式：LEIMA2008@hotmail.com
过去十几年里，欧洲法律学术界围绕着欧洲民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支持派依旧在不厌其烦地历数着在欧盟成员国间一系列条约框架下数十年里所取得的法律进展，而反对派在质疑欧盟法缺乏外部全面性和内部连贯性的同时，亦毫无留情地着墨于欧盟各成员国内不同的法律和社会文化对欧盟法律一体化过程的反向牵拉效用。
连年的质疑之声和欧洲宪法与里斯本条约在欧盟内连续遭遇的困境并没有泯灭相当数量的法学家的欧洲民法典之梦，自2003年以来在欧洲私法尤其是合同法领域内，一些学术团体跳出目前欧盟法框架前瞻性地独创出一系列的法律标准参数（CFR），如2008年初发布《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基本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些学术成果已在欧洲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的欧洲民法典之争。
本文从历史上几次有名的欧洲民法典之争谈起，着重对自2003年以来的欧洲私法学术界在法律标准参数上取得的成果进行初步的价值衡量，以求为欧洲私法乃至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的未来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一、理智还是敌意？
欧盟以及前身欧洲共同体的超国家性无疑是欧洲民法典之争的根源所在，当大批欧洲法学家对一部可能的欧洲民法典欢呼雀跃并急不可待地开始对民法典的性质、结构乃至内容进行论证的时候，来自欧洲内部与外部的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从未休止过，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加拿大法学家皮埃尔罗格郎。在皮埃尔于1997年发表在《现代法评论》的一篇文章里[1]，他指出欧洲各国法律并未真正走上相互融合之路，而所谓的欧洲民法典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于对法律移植说本身的全盘否定。这不仅使人联想起二三十年前恰恰就是以皮埃尔为主角的围绕着法律移植轰动一时的那场辩论，以法律史学家艾伦沃森为首的支持派认为历史上多如繁星般的实例已经证明了法律移植的无处不在，而皮埃尔则依托并发展了法国孟德斯鸠的相关学说并指出法律移植的不可能性，一部法律或一项法律制度在转移至另一法律文化后必然丧失本意。
尽管皮埃尔的理论被之后的法学家们认为有极端之嫌，他本身也被冠之为“不友好的”“反欧洲”学者，但他的理论也无疑为对欧洲法律一体化盲目趋从的学者们上了一课。为了实现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既定目标，欧洲共同体和之后的欧盟机关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比如在欧洲合同法领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欧洲委员会针对诸多特定的合同形式颁布了许多指令，这些指令在“直接效力”原则下被贯彻执行到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框架内，大大加速了欧洲合同法领域的融合过程，但这样的努力并非总是受到欢迎的。比如，大陆法系中常见的合同诚信原则在被欧盟采用后，常被欧盟内的英美法系国家斥为一种法律的殖民主义，如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巩特尔塔博纳就曾将该原则在英国的大行其道形容为一种刺激性的法律侵入，而此种法律侵入严重影响了成员国国内私法系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2]。如果说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是需要时间来衡量各方的妥协的话，那如何在架构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同时营建统一的欧洲法律文化则是需要耗费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成就的事业。因此，与其将皮埃尔对欧洲民法典的质疑之词认定为是一种局外人的敌意，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旁观式的理智更为恰当。
二、欧洲私法发展现状
虽然对于欧洲私法这一新兴学科的广度目前仍然存在争议，但多数欧洲法学家认为欧洲私法应包括欧洲合同法、欧洲侵权法、欧洲财产法，并涵盖欧洲家庭法、欧洲环境法和信息技术法律等法律部门[3]。
无论欧盟民法典究竟是以1990德国民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还是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民法典1992年荷兰民法典为典型，一部民法典所应具备的两个特征是外部的全面性和内部的连贯性，而目前的欧盟私法显然与此二基本特征相去甚远。就一系列的欧盟条约来说，虽然它们在各成员国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成员国往往以一国利益和价值观念出发对条约随意阐释，进而导致了同一条文在各国遭遇到了不同的法律解释；就一系列的欧洲委员会指令来说，虽然依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各成员国有义务修改国内立法以使之与委员会指令达成一致，但显而易见的弊端在于，第一：欧盟机关难以界定指令在各成员国内执行的程度和效力，第二：在执行委员会指令的往往会移植一些外来的法律机制和文化价值，从而不仅令该指令的效力在此国内大打折扣，而且反而会影响一国私法的完整性和内部的连贯性。不仅如此，委员会指令普遍遵循的原则是“最小程度协调”原则，即成员国在不违反一指令的前提下可以援引并使用更严格的立法手段，在该指令调控领域内各成员国间的法律壁垒并未完全消失。另外，委员会指令显然缺乏外部的完整性，比如它只涵盖了特定的合同类型，在其他的合同法领域则留有空白。
三、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学术先行还是一意孤行？
鉴于以上提及的欧洲私法发展上的困境，欧洲法学者并不沉溺于现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批欧洲法学术机构大规模自发地组织了私法标准参数的活动并相继推出了大批成果。从欧洲合同法委员会（蓝多尔委员会）首推的欧洲合同法原则到蒂尔堡欧洲侵权法研究小组于2005年推出的欧洲侵权法原则，从欧洲民法典小组推出的欧洲法原则丛书到2008年与欧洲私法研究小组合作发布并公开影印发行的《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已经成为欧洲法学界的新浪潮。
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性。其一：这些欧洲法律学术团体制定欧洲法原则是受到美国重述法律制度的启迪，而首推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蓝多尔委员会为接下来几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提供了典范，换句话说，正是蓝多尔委员会掀起了欧洲学术团体自发立法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是此学术运动发展的分水岭，绝大多数成果得以在2003年后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在于欧盟委员会于此年发布了欧洲合同法行动纲领，在此纲领中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欧洲法律标准参数之说，呼吁并鼓励学术团体献计献策，在对目前欧洲合同法架构进行重新考量的同时，欲对如何加强欧洲合同法内部的连贯性一问题提供思路。在行动纲领中，欧盟委员会并未明确欧洲法律标准参数的定义和范围，此举究竟是有意为之或草率疏漏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的是，这些学术团体恰如其分地抓住并依托欧盟机关此次政治性姿态“有名分”地大举作为，虽然没有人可以确信这些法律成果可以换回欧盟决策机关怎样的回应。其二，这些欧洲法律学术团体几乎全部遵循着相同的行为和价值原则，而这一原则可归结为“在欧盟范围内依托共同的法律核心价值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正是欧洲法标准参数的与美国重述法的根本区别，因为重述法重在横向描述，而前者更重在纵向的比对以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其三，这些制定、公布乃至公开印刷发行的欧洲法标准参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质上讲纯属于学术界的知识成果，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教育和科研意义大于政治和实用意义。尽管欧盟委员会将这些欧洲法原则形容为以后行动的“工具箱”，且有一定数量的原则逐渐被欧盟成员国司法机构援引或使用，但若没有欧盟范围内政治上的等量回应或未来进一步升级后的成员国条约的话，它们充其量更像是纸上谈兵的一厢情愿。标准参数在教育和科研上固然有其价值，但我们很难将此效用予以量化，一成员国的法律研究人员、律师和法学院学生当然有必要增加对他成员国法律和法律文化的认知程度，但当身处未知大于已知、问题多于答案的窘境时，这些欧洲学术团体的集体智慧显然要经受更凛冽的质疑之声。
或许值得欣喜的是，这一学术界的造法运动也同时发生在欧洲私法的其他领域，比如在传统观念里被认为难以或较难融合的欧洲家庭法领域，而这也不禁让人联想起1990年左右关于一部统一的欧洲家庭法的可能性的争论，支持方阿尔弗雷德瑞格认为欧洲家庭法领域的融合之势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在家庭法的各个领域内各成员国相同或类似的立法数量在增加，而反对派德国法学家迪特尔玛特尼则认为家庭法深深植根于一国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内，一部统一的欧洲家庭法如乌托邦般虚幻。
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条约圈定了欧洲家庭法可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尽管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九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欧盟机关无权直接统一调控和协调成员国实体家庭和继承法律，但第六十五条却巧妙地着重强调了在民事领域的司法协作具有跨国效应。因为各国家庭法的分立并不直接妨碍内部市场的形成，所以家庭法的发展往往被搁置在欧盟立法机关议事日程之外，迄今如此普遍被提及的所谓欧洲家庭法来源主要为三，第一：欧洲人权公约和伴随里斯本条约生效的欧洲人权宪章中关于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章节；第二，关于民事商事领域的司法协作的布鲁塞尔条例一和关于离婚和父母权责的布鲁塞尔条例二及补充条例；第三，欧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历年判决。尽管如此，相比于欧洲合同法，欧洲家庭法统一和融合的程度依旧较低。但欧洲一些家庭法领域的法学家显然并不安于现状，以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家庭法教授凯瑟琳娜波勒渥琪为首的法学家们于2001年建立了欧洲家庭法委员会，并于2004年和2006年连续推出了以调控离婚、赡养和父母权责为主的欧洲家庭法原则。虽然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当初在被欧盟委员会提出时主要是针对欧洲合同法领域且并未明确其范围和定义，但笔者认为欧洲家庭法原则亦应囊括在广义的欧洲法律标准参数之内，因为它们在本质、结构和特征上与欧洲合同法原则是基本一致的。
综述以上，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在本质上是学术界绕开欧洲法律和政治现实以促进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另辟蹊径，但欧盟机关和各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呼声也不可能置若罔闻，撇开欧洲民法典的可行性不谈，这些学术团体大有架构各领域部门法典的动机和趋势。正如荷兰蒂尔堡大学教授杨斯密在评述2008年刚刚发行的《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时说的那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进度距离欧盟立法现实已太过遥远[4]。如何系统地评价和考量这些欧洲法律标准参数是一个值得认真商榷的问题，我们不妨回到篇首皮埃尔的否定论去，倘使我们不需要一部统一的欧洲民法典，我们是否需要一部学术意义上的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呢？
我们无法揣测正忙碌于在国际舞台上拓展政治影响力的欧盟在遭遇尴尬的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政治动向，但哲学理论告诉我们，向心力和离心力是相伴相生的，法律升级固然不能割裂两者，但究竟如何平衡他们的关系则值得研究。
在欧洲私法一体化过程中，学术先行是必要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性地妥协划一不仅为欧盟委员会节省了相当的调研时间，更向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欧盟政治机关明确表明了姿态。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各团体在欧洲合同法领域内对法律标准参数的构建将为近期欧盟委员会规模性合同法律修订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Pierre Legrand, ‘Against a European Civil Code’, Modern Law Review, 1997, p. 45.
[2]、Gunther Teubner, Legal Irritants: Good Faith in British Law or How Unifying Law Ends Up in New Divergences, Law Depart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ume 61, 1998, P.22.
[3]、Sjef van Erp, Netherlands Comparative Law Association-European Private Law,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ume 4.1, June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