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
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
(2003年1月7日昆明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3年3月28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绿化管理，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的城市规划区(林业部门管理的林地除外)。
第三条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绿化工作，负责指导、督促、检查和协调各县(市)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县(市)区的城市绿化工作，指导、督促和检查辖区内街道办事处、镇的绿化工作和绿化达标。负责所属公园、街道的绿化管理。
街道办事处、镇负责组织、督促和检查驻地单位、居住小区责任范围内的绿化工作。
水利、铁路、公路等部门分别负责河道、铁路、公路两侧责任范围内的绿化及其管理维护。
第四条绿化城市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本届政府的城市绿化目标，把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第五条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所有单位和公民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承担绿化建设及管护任务，并有权对损毁树木、破坏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六条保护绿地及其设施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鼓励社会各界及个人投资新建绿地及其设施，谁投资、谁管理、谁收益。鼓励认捐、认养绿地。
第七条本条例所指的绿地包括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具体分类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公布。
第八条每年的六月为本市植树月。
第二章规划
第九条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县(市)、东川区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由县(市)、东川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实行绿线管制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地性质。
第十一条本市城市绿化建设到2010年实现以下指标：
(一)城市规划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少于40％，绿地率不少于35％，人均公园绿地不少于10平方米，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不少于6平方米。
(二)其他县(市)区的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少于45％，绿地率不少于40％，人均公园绿地１０—12平方米。
(三)生产绿地面积不少于建成区面积的2％。
第十二条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各项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留足绿化用地，其面积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一)公园绿地：新建各类公园绿地不少于公园用地陆地面积的70％。新建城市道路绿地，红线宽度大于50米的道路不少于30％；红线宽度在40—50米的道路不少于25％；红线宽度小于40米的道路不少于20％；
(二)附属绿地：在一环路以内地区，新建项目不少于25％，改扩建项目不少于20％；在一环路以外、二环路以内地区，新建项目不少于30％，改扩建项目不少于25％；在二环路以外地区，新建项目不少于35％，改扩建项目不少于30％。
第十三条城市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和架设、埋设各类管线，应当按照国家技术规范与树木保持相应的距离。
绿化用水管网规划应当纳入城市供排水规划。
第十四条城市绿化应当因地制宜，乔、灌、花、草相结合，乡土树种与植物多样性相结合，平面绿化与墙面、屋顶等垂直绿化相结合。
公园、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设计，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保持生态环境，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优秀造园艺术。
第十五条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滇池主要入湖河道两侧预留10—100米的土地为规划绿地，应当按绿化规划分阶段进行绿化。
第十六条公园绿地和附属绿地内乔灌木的种植面积不得少于绿地总面积的70％。
第三章建设
第十七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多渠道筹集绿化建设资金。
市、县(市)区城市绿化正常经费的来源，应当从当年本级政府可安排的城市维护费建设资金中安排12—15％。
第十八条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绿化建设费用，应当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并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执行。各单位应当每年根据本单位的绿化任务、养护标准和技术要求，安排相应的绿化经费。
第十九条因新建市政设施需要占用绿地，或者因城市绿化需要迁移、拆除市政设施，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城市规划执行。
第二十条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由具有城市绿化设计、施工和监理资质的单位承担。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设计、施工和监理。
承担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执行国家行业技术规范，确保工程质量。
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负责本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资质的审批和年检，并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施工质量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建设项目及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按照规定实行招投标和施工监理制。
第二十二条凡进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建设单位在办理规划手续时，应当同时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移送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绿化审批手续。未办理绿化审批手续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因特殊原因确需改变设计方案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二十三条对于符合城市规划，并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二环路以内特许的旧城改造项目，因客观条件限制，绿地率达不到指标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其不足绿化用地面积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缴纳异地绿化建设费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方可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异地绿化建设费由办理绿化审批手续的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收取，专户储存，专门用于异地绿化建设。
第二十四条在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范围内的风景名胜区、各类公园、广场绿地、河(湖)滨绿地和红线宽度在20米及其以上的道路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红线宽度小于20米的道路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由所在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其他县(市)区范围内公园绿地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由所在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在主体工程竣工后两个月内完成。附属绿化工程完工后，必须向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验收手续。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规划验收手续。
第四章管理
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占用绿地。
因需要占用绿地，须由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占用公园绿地的，还应当向批准机关交纳绿地占用费。经批准占用绿地的，应当按批准占用的面积和期限归还，归还时，应当原址原样恢复绿地。
绿地占用费的具体收费办法由昆明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七条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树木禁止擅自砍伐、移植。确需砍伐(含自然死亡的树木)、移植的，按下列规定办理手续后方可进行：
(一)在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范围内砍伐树木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在其他县(市)区范围内砍伐树木10株以下的，由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砍伐树木10株及其以上的，由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移植树木的，由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砍伐、移植树木的，应当由申请人在砍伐、移植前予以公示或者公告。
第二十八条经批准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砍伐树木的单位和公民，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砍一栽五”的原则和要求补植树木，并保证补植树木的成活。其补植的树木，由负责初审的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不具备补植树木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委托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补植。
第二十九条城市绿化管护单位和树木所有者，应对树木的生长和养护管理进行经常性检查，防止责任事故发生。
城市树木的高度应当按国家有关规范与架空线保持安全净距。因树木自然生长影响架空线安全的，由管线主管单位向所在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修剪申请。修剪申请批准后，由树木管护单位负责限期修剪，费用由管线主管单位承担；树木管护单位逾期不修剪的，管线主管单位可以自行修剪。
因不可抗力或生产、交通事故致使树木倾斜、倒伏可能危及管线、交通、建筑及人身安全时，有关单位可以先行修剪、砍伐树木或者采取其他处理措施，并于三日内到所在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补办手续。
第三十条因交通事故、市政设施建设等原因损坏绿地及其设施的，由责任人负责赔偿损失。
第三十一条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登记造册和挂牌标示，划定保护范围，制定养护措施。单位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和居民负责养护，并与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养护责任书，接受其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移植或修剪古树名木。因国家重点工程需要移植古树名木，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三十二条禁止下列损坏绿地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踩踏城市道路绿化带、花坛；
(二)穿行绿篱、爬树、摇树、攀枝、断枝、断杆、断根、采花、摘果、摘叶、刻划树皮、剥皮；
(三)在树上钉钉、架线、挂物、拴系物品和牲畜、悬挂广告或指示牌、倚树盖房、搭棚；
(四)在绿地范围内设置营业摊点；
(五)在绿地内倾倒垃圾污物、取土、挖沙、采石、挖药、铲草、狩猎、捕鸟、葬坟、生火、放养宠物、摊晒衣物、堆放物料、擅自采集植物标本等；
(六)在非硬地绿化的人工草坪内行驶、停放车辆；
(七)擅自在绿地内设置广告牌；
(八)其他损坏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绿地遭受水、火、旱、风、病、虫、霜、雪等灾害，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十四条因城市绿化引入本市的植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疫。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取得资质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或承接工程项目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对超越资质等级从事业务的，不予办理年检手续。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变更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责令限期改正，补办手续，逾期不改的，对责任单位处以三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办理绿化工程验收手续，或者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擅自减少绿化用地面积的，处以每平方米五千元罚款；
(二)达不到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要求的，处以三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违法占用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貌，并根据违法占用天数、面积补交绿地占用费，其中，未经批准占用城市绿地的，处以应补交绿地占用费五倍的罚款；占用城市绿地超过批准期限的，处以应补交绿地占用费两倍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擅自砍伐、移植树木的，处以被砍伐、移植树木价值三倍至五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按期限和要求补植树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完不成补植任务的，按未补植株数处以每株二千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擅自砍伐、移植古树名木或因其他人为因素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坏或者死亡的，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处以每株二十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有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有第(一)、(二)、(三)项行为的，处以二十元至二百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绿地及其设施赔偿费的三至五倍处以罚款；
(二)有第(四)、(五)、(六)、(七)、(八)项行为的，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绿地及其设施赔偿费的三至五倍处以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树木死亡的，并处以每株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性质、降低绿化指标、越权审批、不按规定的程序办理许可手续或者挪用绿化专项费用的，对直接责任人由本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对责任单位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由行政监察部门追究责任。
第四十四条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他人遭受损失的；
(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法审批的；
(三)挪用异地绿化建设费和绿地临时占用费的；
(四)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的。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4月22日昆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89年7月15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1997年9月25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改、1997年12月3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的《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即行废止。
论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
倪 学 伟
一、导言：中国法治史与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法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好的治国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点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亦即从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难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法治遗存。翻开史书，我们所见到的儒家治国之道“德主刑辅”、“刑不上大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其强调的是专权与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特权社会。即便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主张，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君王享有无尚的权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实质上与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脉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法治社会的精华与内核不可能孕育于专权社会的腐朽之中。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广泛抄袭西方国家主要是德、日两国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较为完善的“六法全书”，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睿智，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洞中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基于领导者的失误，先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选举的国家主席竟因一张大字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最终含恨而死。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2]。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无用的观点登峰造极。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法治可言的。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中国法治建设真正开始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第一次有效地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中国从此终于走上了循序渐进且又是坚定不移的法治建设之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作了如下权威而经典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院作为和平时期保障正义、公平和市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和平年代“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好坏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并以此开创法院审判工作新局面，这不仅是21世纪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正义的看护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我国乃承继了罗马法传统的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官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作为审判案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允许“法官立法”、“法官造法”。这决定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使法院审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并有了比较周详的立法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即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废止，律师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进而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其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设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就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几经修改后，也仅是徒具“宪法”之名的“继续革命”纲领而已。
在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之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4]，从而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在如何立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虽不是一个法学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根据当时法律一片空白和社会急需法律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通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5]我们正是按照邓公的这一立法思路，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则、刑诉法、民诉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尽管这些法律一般都比较原则，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带有较多的计划色彩，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仍然满足了那一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历史新时期。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紧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立法者面前。这一时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援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立法机关开足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典型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票据法、银行法、公司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等。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显雏形。在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审判工作日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所不能逃脱的一个悲剧，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剧。根据邓小平的法治建设思想，重视立法工作，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并有效地延续下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即人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才能永远欣欣向荣。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当然要求和本质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才可堪称为法治和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和活动的指南与准则，依法办事。邓小平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7]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后，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执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来，却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和展览品，纯属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也只是废纸一堆罢了。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审判权，不能以情况特殊为由拒绝适用法律。同时，有法必依还意味着法院审判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恰当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杜绝适用法律带有较大随意性的危险倾向。那种案件事实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其条文之间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于张冠李戴，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办事，但其实质却是对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种恣意妄为，是对神圣法律的可耻亵渎，与有法必依背道而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法治启蒙与法治建设的初步实践，在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敢于公然不依法审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实的，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既有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原因，也有贪赃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胆大妄为因素。即使是审判人员法律修养不足而导致的适用法律不准确，也是与法治原则悖逆的，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呼声中这样的审判人员当然没有存在余地，而故意枉法之审判人员被绳之以法则应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
执法必严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允许背离法律执法、司法。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执法必严意味着审判人员一定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做到执法必严，就要求审判人员应有以下基本的素质：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正执法和裁判，刚直不阿，坚决反对和杜绝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熟练掌握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求实务实，严谨细致，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和防止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如何做到执法必严有许多重要指示，如“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8]“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9]。执法必严，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司法，不因执法对象的身份、地位、级别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执法必严的内在要求。执法必严不是指执法严厉或严刑峻法，当然也不是法外开恩或法内施惠，正确的做法是：法律怎么规定的就依法怎么处理，即依法办事就是执法必严。有关法院对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处以极刑，不因他们位高权重而网开一面，这就是执法必严的典型。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一种倾向，即一强调执法必严就在法律规定范围之上加大处罚力度、法外施刑。实际上这不是执法必严，而是违法审判，属枉法裁判的范畴。
违法必究是指对一切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都须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法律、法规得以有效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必然结果。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如道德、宗教、族规、党纪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若有违反，就须予以强力校正。因此，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所有的法治建设工作都可能化为乌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将可能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已。对法院审判工作而言，违法必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各种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追究，既不心慈手软，也不心狠手辣；二是对法院司法时自身的违法行为，也须予以追究，不能对自身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将违法必究狭义地理解为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和追究，违法必究还包括了对违反民事法律、商事法律、行政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行为的追究。譬如，《合同法》规定，合同行为应贯彻合同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有效成立后即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双方都有依约善意履行之义务，若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另一方则有权通过法院追究违约方的责任。这种依合同追究违约方责任的做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或可称之为广义的违法必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后一种形式的违法必究将更为普遍，它将成为与追究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法院审判任务之一。
